《中西文化论文【最新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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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论文范文 篇1

人们的宗教信仰和酒的关系密切：一方面，宗教的教义影响着人们的饮酒行为；另一方面，人们的许多宗教活动又都离不开酒。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较为广泛。佛教的五条戒律中就有“不饮酒”这一条。很多中国人信奉佛教的教戒，尽可能地不饮酒或控制饮酒；再加上中国的酒大多是用粮食酿造的。所以，人们对于饮酒持的是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认为喝酒只要达到一种微醺之境即可，当一个飘飘然的“酒仙”，而不愿当一个喝酒喝到失去常态的“酒鬼”。可以这么说，佛教戒律对人们的饮酒行为影响很大，甚至起支配作用。然而，西方人的主流宗教是基督教，葡萄酒在《圣经》里多次被提到。耶稣在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在最后的晚餐上说：“面包是我的肉，葡萄酒是我的血。”其目的在于要人们记住他是为人类赎罪而死的。因此，基督教徒视葡萄酒为圣血———耶稣的血液。他们在做弥撒的时侯喝圣血、吃圣体，视酒为耶稣救世精神的化身，认为人喝了酒就能与上帝的心灵相通，从而得到仁慈上帝的佑护。在此背景下，人们对于葡萄酒怀着一种喜爱、敬仰的心情，教会人员把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看作是他们的份内事。在宗教活动中，人们分食象征着基督血与肉的葡萄酒和面包，旨在继承基督精神。在举行酒神祭祀的时侯，人们结队游荡，组成合唱表演队唱酒神颂歌，载歌载舞，在树林里或者在荒野里喝酒纵情狂欢，人的本性得到了完全地释放。

二、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的酒文化典型地体现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倾向于依靠、合作，也就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紧密社会结构。中国人喝酒讲究气氛，三五成群，呼朋引伴。在喝酒时，中国人常常敬酒、劝酒，遇上喜庆节日的时侯还会有一些活动，比如划拳、行酒令、做游戏等来活跃饮酒气氛。劝酒不仅表现了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更与他们的集体主义思维有很大的关系。一群中国人喝酒要比一群西方人喝酒更热闹、更有趣。除非是借酒消愁的或者是嗜酒如命的，否则很少看得到独自饮酒作乐的中国人。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的紧密社会结构使得他们视酒为交际工具，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大都是出于联络感情的需要。在中国酒被赋予了很多感情色彩，酒是联系中国人感情的纽带、润滑剂。人们喝的是酒，饮的是感情，重视的是饮酒人，劝对方多喝是为了表示友好、诚意。夸张点讲，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喝出来的，“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交往中酒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酒不成席”、“无酒情不厚，无酒礼不真”，以酒寄情，“一切尽在不言中”。中国人还注重“以人为本”，认为酒是为人服务的。因此，不管是繁多的酒器、敬酒的次序还是在饮酒者座位的安排上，无不体现出了中国酒文化“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然而，西方的酒文化则是个人主义的体现，一切都以自己为出发点。尽管他们也会有群聚而饮，但他们更注重的是个人对酒的浅尝独酌。西方人强调个人民主自由，从不干涉、强迫别人，所以他们在喝酒的时候全凭个人自由自主，不想喝就不喝，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无需客套。西方人的这种个人主义也使得他们不愿意依赖别人，也不希望别人依赖自己，甚至包括自己的亲属。他们之间这种关系决定了酒只能扮演艺术品的角色，是聚会的附属品。西方这种个人主义的松散社会结构使得他们把酒看作是艺术品，他们是为欣赏美酒而饮酒。西方人也讲究尊重个人隐私，互不干涉彼此，所以他们在酒桌上互相不敬酒、不劝酒，也不兴做游戏如划拳、猜数等。只有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他们才会一同举杯。西方人还注重“以物为本”，无论是酒礼、选择酒器时、还是在品饮的顺序上，他们都会认真考虑每一种酒的性质、味道，力求将不同酒的不同特点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心理因素的影响

酒文化也常常伴有心理因素的表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饮酒行为。饮酒，作为一种社会的有规律的活动，是人们有意识地进行的，反映了人们一定的精神意志，人们的情趣和精神的寄托等，也常会反映出人们心理上的一些积淀。它们在酒的作用下，就会在一定适宜的时间、场合、气氛中迸发出来。这些也就构成了饮酒心理，它是酒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往往是其中的核心。中国人常常赋予酒很多感情色彩，他们的饮酒心理更多地趋向于精神层面。

①表现人格和个性的心理，通过饮酒就表现得更加充分具体了。比如唐代的李白，对酒的爱好以及他独特的饮酒神态反映了他酷爱自由、不受拘束的个性。

②反映动机和需要的心理。中国人饮不同的酒有不同的需要和动机，比如通过喝白酒来抵御寒冷，喝药酒来强身健体或治病。

③显示观念和理想的心理。人们对某些观念的崇尚以及对理想的追求也常会蕴含在酒文化活动中。比如在中国有不少民族都有“三杯酒”的习俗。敬三杯酒，罚三杯酒，其中“三”这一数字就包含追求圆满的意思。

④激发思维和灵感的心理。适量饮酒能刺激人们的思维能力，激发灵感，使人展开想象的翅膀。中国历史上许多诗人为了激发诗兴而饮酒，像李白、杜甫、辛弃疾等，他们在酒后写下了许多经典之作。“李白斗酒诗百篇”就是此意。

⑤升华情绪和情感的心理。人的情绪情感是一种复杂而又高级的心理活动，喝酒能加速人的情绪情感的变化与构成。所以，人一般在饮酒的时侯更容易吐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即人们常说的“酒后吐真言”。而西方人更多地视酒为个人愉悦感官、舒缓精神的一种物质。正如他们选择酒器是为了更好地来品酒一样，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赋予酒很多东西，利用酒来传情达意。西方人以生命的欢畅为主题。德国哲学家尼采认为饮酒就是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整天忙忙碌碌，面对生活的无奈、感叹生命的短暂无常，只有在酒酣耳热后，沉重的心灵才能得以片刻的慰藉，脆弱的人性才能得以片刻的解脱。

中西文化论文范文 篇2

[论文摘要]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大众文化研究的视角截然不同。20世纪30一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占据主导地位。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主张“文化主义”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上，经历了从“批判”到“理解”的视角转换过程。

西方大众文化是2O世纪初期在美国伴随着大众媒介的日渐发达而最早兴起的一种文化形式，在全球化浪潮中，逐渐蔓延至欧洲大陆乃至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西方大众文化始终是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但目前对其概念尚没有达成共识。一般来说，大众文化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中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对象的文化形态，是一种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注重满足人们感性娱乐的文化。和其他文化相比较，大众文化具有娱乐性、商业性、世俗性、技术性等特征，并且已经影响到现代都市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西方大众文化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该研究领域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产生了不同流派。一是兴起于20世纪30—4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该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形成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史上的所谓法兰克福模式，提出了分析大众文化概念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二是伯明翰学派，以威廉姆斯、霍尔等人为代表，对以往有关意识形态的经典论述进行了批判和分析，借此对大众媒体与国家、个人的关系，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新的探讨和阐释，提出了新的理论。本文将着力分析两大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理论观点，梳理西方大众文化的批判转向。

一、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

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大众文化主要是指20世纪30一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种新型文化现象。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及其对国内学术界的禁锢，1935年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机构的“社会研究所”迁往美国加州。在当时许多欧洲学者的眼中，美国是文化自由生存的最好空间。然而随着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深入，他们渐渐发现，欧洲法西斯的高压统治，在美国以另外一种和缓的强求一致的方式进行着，这种高压在文化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基于此，到了40年代中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重心转向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研究。

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中，阿多诺是最早将眼光到大众文化的人，他“最早把大众文化和高等文化同时纳入到现代文化的理论研究视野”。1947年，他和霍克海默在阿姆斯特丹一起出版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著作《启蒙时期辩证法》，其中“文化工业：作为欺骗受众的启蒙”一章是社会批评学派对大众文化发出的第一记重炮，不仅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尤其是媒介文化批判的基调，而且“文化工业”一词也成为传播学批判学派在论战中最广泛使用的词汇之一。

“文化工业”是阿多诺自创的，后来，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一文中，他谈到：“1947年，我们的原稿中用的是‘大众文化’(popularculture)，后来我们决定用‘文化工业’取代它，因为大众文化和它字面上鼓吹的涵义是有所区别的。大众文化一词总让人误解为文化是从‘大众’中产生的，而事实上它只是在大众中自发产生的类似文化的东西，是流行艺术的短期的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必须用‘文化工业’一词来与‘大众文化’划清界限。”

对于“文化工业”这个概念，法兰克福学派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解释。

第一，“文化工业”时代是一个文化沦落为商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文化工业”的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都是严格按照商品的操作模式运行的，“文化工业”的主控者揣摩大众(即消费者)的心理，根据不同的消费需求对文化产品在生产环节上进行不同的设计加工。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借助于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文化产品的生产分工越来越细致，这就是“文化工业”中所谓的“管理”。文化产品的生产目的是为了与其他商品交换。文化产品的价值由其所能实现的价值即交换价值来决定，而不再取决于他们自身的特殊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工业生产体系中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具备一切大批量生产和销售产品的特点：商品性、标准型和批发性。“文化工业”里“工业”一词指的就是文化本身的标准化。文化工业的整体运作将利益动机赤裸裸地编织到文化市场中，但却假以“文化”的标签在文化市场贩卖。这些文化形式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为生产者谋取银两，具备了商品的一切品质。在阿多诺等人看来，这类文化产品偏离了正常的文化轨道，它以大众消费为对象，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一步步趋向物化，直到沦为纯粹的商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文化工业”时代，文化产品不是由“大众”自发产生，而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大众文化的包装下，大批量生产批发到人们生活中的精神麻醉剂。

第二，“文化工业”的文化产品具备隐蔽的欺骗性，这是一般商品所不具有的特质。“文化工业”利用新技术重新加工耳熟能详的旧有的文化形式。它对大众的需求体贴入微，根据大众的消费小心翼翼地为他们量身定做适合口味的文化产品。尽管并不遮掩对“利益”的追求，但表现出温情脉脉。阿多诺等人分析了“文化工业”欺骗大众的手段：首先，它声称为了让上亿人平等地享受文化工业的产品，一定的重复是必须的。而数额有限的文化产品生产中心与为数众多且需求不一的消费数额之间的矛盾使得有组织地计划和管理文化的生产过程成为必然且合理的选择。然后，它以貌似的自由代替不自由，以“快感”麻痹人们思考的神经。阿多诺说：“文化工业的面貌是一个混合体，一方面是流水作业，具有如照片一样的精确和硬度，另一方面是个人主义的残余，多愁善感和早已理性地安排好的浪漫主义。”“文化工业”的生产原则是：制造最能打动人的，即使它是一个骗局。“文化工业”信奉的信念是：大众社会不需要文化，只需要娱乐，娱乐行业提供消费品就是为了让社会享用。“文化工业”表面的华丽与热闹掩饰了它的阴谋。它“用令人兴高采烈的预购，来代替现实中禁欲的痛苦”。隐私是大众文化的卖点，情感成为谈论的话题。在大众文化中，人最终被文化工业异化和同质化，成为一个个原子。植根西方文明发祥地欧洲，哲学思辨和社会批判的思想模式深深植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他们始终站在思想精英的立场上对大众文化进行鞭辟入里的批判：在“文化工业”时代，人们真正值得骄傲的理性被“技术理性”所取代，从而越来越脱离人类自然本质，而人们津津乐道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则是种种异化的集合体，人已经变成了缺乏内省和批判意识，缺乏创造力、进取欲望的“单向度的人”。

二、伯明翰学派：从“批判”到“理解”

20世纪50年代是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转折点。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几乎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市场高度完善、资本走向国际化，福利制度和物质生产的丰富在技术上消灭了饥饿和贫困，工业制造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对物质世界的支配和利用达到了前所末有的地步，物质流通和信息传播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物质的丰富和制度的弥补消解了过去社会中的主要冲突形式。与这样的时代相呼应，后现代文化形式诞生了。

20世纪50年代以后所形成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状况使得讨论“大众文化”的历史语境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体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面临“批判”的尴尬。此时人们会发现，过去所说的“大众文化”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化，文化彻底走出了“象牙塔”。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视角发生了转变，即从20世纪上半叶的“批判”视角转向了“理解”的视角，从彻底的否定转向了接受和融合。在理解和接受的立场中，颇有代表性的是以威廉姆斯、霍尔等人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

伯明翰学派是指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以理查德·霍加特和斯图尔特·霍尔为代表人物，他们主要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方面展开研究，建议将传播活动同文化现象联系起来考察，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该中心的宗旨是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可以说，伯明翰学派引领了大众文化研究的一代新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式。

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着眼于大众文化的“异化”不同，他们的研究更加关注文化与意义的关系，强调大众文化的“能动”，认为在大众文化活动中，大众不只是在消费文化商品，也是在利用和改造文化商品，文化商品不只是大众消费、接受的对象，更是大众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和材料。大众对文化资源的选择、利用以及利用的程度，体现了大众在文化活动中的积极能动性。

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尔引入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将“文化”的概念从威廉姆斯的“整体的生活方式”改造成“各种意识形态的斗争领域”。霍尔把大众文化看作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对抗、谈判的领域。并进一步指出，大众对大众文化的解码、接受本身是一个复杂、多样、异质的过程，其中既包含意识形态结构对大众传媒意义的编码的介入和作用，也包含受众在解码过程中对结构的抵抗和解构。然而，大众接受和欣赏大众文化，其过程并不完全取决于大众文化的经济本质和政本．其结果也并不一定是大众对大众文化、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完全认同，从而接受其意识形态的控制。超级秘书网

三、结语

两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经历了从“批判”到“理解”的转换。

中西文化论文 篇3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文化差异、文化冲突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深入，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将会与日俱增，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与西方人接触和交往的机会，这对于加深我们的西方社会的理解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

1．中西跨文化交际中经常出现的文化冲突

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会出现的文化冲突有很多种，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一一叙述，只能列出比较常见的几种。

1.1隐私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例如：中国人第一次见面往往会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儿女，职业，甚至收入，在中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礼貌，但在西方人眼里则认为这些问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1.2时间观方面的冲突

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它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

1.3客套语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1.4餐饮习俗方面的冲突

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

2．造成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探究

造成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中西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冲突，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有哪些主要的原因。

2.1思维模式存在差异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从本质上说，思维定势往往忽视个体事物的差别，夸大与另外某一社会群体相关的认知态度，常常带有感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在所有的定势中，有些定势是正确的，而有些则是错误的，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交际失误。

2.2行为规范各不相同

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就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简单的说，就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坏的结果。比如说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表示一种友好，而在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会对此非常愤怒。所以说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否能够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就必须理解对方的行为规范，尤其是什么行为是被禁止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遵循入乡随俗的原则。

2.3价值取向不同

人们的交际能力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与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体系，这套体系能够帮助人们区分美与丑、善良与邪恶，这就是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但是它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而存在，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种文化认为是好的，另一种文化可能认为不好，但是它们在自己的文化体系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标准先进，而另一种价值标准落后。以中西文化为例，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推崇谦虚知礼，追求随遇而安，不喜欢争强好胜，同时社会风气也往往封杀过于突出的个人，正所谓“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在中国文化中，集体取向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个人发展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必然会受到谴责。而西方文化则非常崇尚个人主义，“随遇而安”被看作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是懒惰、无能的同义语，为社会和个人所不取。人本位的思想根植于他们心中，人们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

2.4语用迁移造成影响

人们对遇到的现象、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和解释是建立在本身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跨文化交际中也同样如此，因此往往会造成交际的障碍，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语用的迁移。文化不同语言的使用规则就会不同，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条件加以解释，而不能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否则必然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人们缺乏对社会语言差异的敏感性，会无意识地进行语用迁移，而这种后果有时会很严重，甚至会招致巨大经济损失。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结果销路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在英语中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英文商标，无论这种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用起来多舒服，那些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也不会愿意把它铺上床的。

3．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了跨文化交往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极有必要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措施如下：

3.1授课教师要转变观念

在我国目前的教学体系中，外语教学多半只在课堂上进行，教师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只把重点放在语法和词汇教学上，学生就不可能学会语言的实际运用，也无法获得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此，授课的教师必须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切实认识到文化冲突的危害性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同时，教师还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英语文化知识教育的量与度，以及教学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3.2改进现有的教学方法

一直以来，大学的英语教学侧重点都放在了语言知识的传授上，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加以控制，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电影、投影仪、互联网等)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举办一些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出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改进教学方法时，一定要使新的内容与学生所学的语言知识紧密联系，并与语言交际实践紧密结合。

3.3重视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非语言交际也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指的是在特定的情景或语境中使用非语言行为交流和理解信息的过程，它们不是真正的语言单位，但在生活和交际中有时候却能表达出比语言更强烈的含义，一些特定的非语言行为往往代表着特定的含义，在跨文化交际中必须加以重视。中西文化背景下的非语言文化内涵差异非常大。例如，中国人信奉“沉默是金”，认为沉默里含有丰富的信息，甚至“此时无声胜有声”，而英语国家的人对此颇感不舒服。西方人交谈时，听者一般都会长时间注视对方的眼神，以示听者的认真和对说话者的尊重，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因为中国人不习惯于对方长时间地盯着自己看。

3.4引导学生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材料

在大学里，英语教学的课时非常有限，但学生在课余有充分的可支配时间，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广泛阅读西方英语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和时事评论等材料，从中吸取文化知识，增加文化素养，拓宽西方文化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有外教的学校还应充分发挥外教在西方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他们是活的文化教材，让学生直接与外教交流，听外教做报告或讲课，其言传身教会对学生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许果、梅林，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8卷第6期，121-123

[2]顾江禾，东西方文化对比小议。《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学报》，2001年第22卷第4期，279-282

[3]华厚坤，试论跨文化语境下的大学英语教学。《黑龙江高教研究》，2003年第6期，153-154

中西文化论文 篇4

合作VS拆台

孙中山先生曾感叹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说的是中国人缺乏合作精神。中国疆域太广皇帝太远、利益集团太多；“大家庭”大到虚无缥缈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于是中国人自古以“家”为本，对再“大”一些的集体没有什么兴趣。在这样的文化中浸泡长大的中国人“天生缺乏合作精神”。

而西方的议会辩论的本质则是合作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的城邦很小，人口不多，有什么事大家一般聚在一起开个会商量。为了找到解决办法的最佳策略，这才有了辩论。所以简单地说，议会制辩论就是开会。会上大家固然各抒己见，但会前大家至少在议题和目的上要达成一致，否则这会就没法开了。会议上大家所持观点不同，但目标一致。开会的实质是合作。

当中国辩手遇上议会辩论，场面就难免有些不伦不类。很多国外的评委到现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辩手总喜欢在definition和criteria的问题上作无谓的纠缠，因为Definition和criteria简单地说就是会议的议题和目的。双方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后，接下来的会议才是建构的(constructive)、积极的，有意义的。可咱们的辩手不是来合作的，而是来拆台的。正方自然要寻思着玩弄文字游戏，在definition上做文章，把对手逼上绝路；而反方也总是在找机会challenge the definition，甚至提出新的criteria以此重新夺回话语权。于是双方各说各的，整场辩论就变成了话语权的争夺，到最后开会的初衷已经无所谓了。

说VS做

同样让很多外国评委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中国学生总喜欢讨论feasibility。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学生的知识面比较窄，遇到很多辩题无话可说；更重要的原因则来自于中国人做事的文化。

西方文化充满了冒险精神，当他们认为一件事情值得做，或者应该做，他们就会去做，所以西方人在辩论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价值(value)问题，即“whether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中国人比较聪明，心里很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很多时候中国人选择不作为。明知道一件事该做，但中国人总是瞻前顾后左思右想犹豫不决。有风险的不做，有危险的不做，没有成功先例的事不做，有失败教训的不做；好容易喝了两碗酒壮足了胆下定了决心，醒过来发现机会早跑了。“明哲保身”四个字，把中国人害成了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所以各位外国友人不要奇怪，在中国文化里，feasibility可不是个小问题呢。

决策者的缺位

在议会制辩论的实质是正反双方向决策者(在比赛中就是adjudicator)“推销”自己的观点，所以每位辩手在发言时的话语受众应该是决策者而非对手(opponent)。但是我看到很多咱们的辩手在辩论时—直冲着对手说话，互相攻击，似乎在试图说服对手接受自己的观点，而鲜有试图说服评委请评委定夺的倾向。有不少指导老师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训练时对辩手一再强调要“speak to adjudicators”，但这种习惯可不是短时间可以改掉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当学生有话要说的时候，找不到一个可以讲理可以主持公道的地方。决策者在我们的生活中—直是缺位的。

从小父母的话就是圣旨；上学后老师的话就是权威；工作后我们开始习惯了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周围的人不跟你讲道理，只告诉你这是游戏规则；你要是不遵守游戏规则就只能出局。讲道理7你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