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营论文（优秀10篇）》

该页是可爱的小编为家人们找到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营论文（优秀10篇），欢迎阅读，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价值。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 篇1

关键词：国际投资学；教学改革；创新创业

一、引言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国际投资战略的实施，面对“引进来”和“走出去”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必须重视国际投资专业人才培养。如何通过国际投资学这门课程学习，使学生不仅理解国际投资的发展历程和经典理论，同时又有全面把握国际投资新发展、解决新问题的学术科研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国际投资教学需要在重新定位教学目标、优化教学内容与创新教学方式和方法等方面进行课程教学改革。因此，积极探索课程教学改革模式、实施途径与方法，优化学生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实现专业课程教学与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有机融合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二、国际投资学教学的状况

国际投资学是针对国际贸易专业开设具有较强实践性的一门课，传统教学模式，导致学生缺乏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独立实践能力不足，已经不能满足时展对大学生的期望和要求。如何让学生从被动接受到真正学以致用，需要引入与时俱进，内容丰富，操作性强的相关知识到教学中。更要注重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将传统知识和创新创业知识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建立以师生互为主体的研讨体验式教学模式，在教师创设的学习情景中，让学生通过对问题的研究、讨论和体验获得知识和能力，从而达到教学目标。

三、国际投资学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国际投资学主要研究

国际货币资本和产业资本跨国流动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包括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跨国公司是国际直接投资主体，他们的国际化发展迅速，对我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针对我校国际贸易专业特点，教学中应积极调整国际投资学理论授课内容，基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考虑，国际投资学主要内容宜重点选择以直接投资为主，主要包括：

1.国际直接投资基本理论。包括国际直接投资的概念、方式和作用，国际直接投资现状和发展，具有影响力的直接投资理论，如西方主流投资理论、发展中国家适用性理论、中小企业适用性理论。

2.跨国公司特点及运行机制。

3.国际直接投资工具。

4.国际投资管理及中国国际投资实践等。在讲授国际投资理论知识时既重视传统理论的背景、假设条件和理论内容解释，又注重理论对学生投资实践应用的阐述，以期给学生未来职业发展打下扎实基础。另外，强化教学内容及教学各环节改革，合理设计和安排课堂、课外相关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教学内容，将本专业前沿知识、实际案例知识、创新创业教学中相关知识补充到教学内容中，通过在课程内容及形式上创新，使学生牢固、系统地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发挥学生创新创业潜能，发展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四、国际投资学教学方式和方法的多样性

国际投资学课程内容的丰富性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特殊性，要求课程教学在传统课堂授课基础上，综合运用研讨体验式教学模式，以适应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调整。

1.案例教学法。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深入理解，在讲授课程每章知识时，都是从讲解国内外实际发生的国际投资方面案例开始。例如，在讲授“第三章跨国公司”时，首先，向学生讲述海尔集团的国际化，从公司的发展历程直至创立知名品牌，及对大学生创新创业启示。其次，引申到跨国公司涵义、产生和发展、经营战略与组织结构演变等内容。通过案例教学法，使学生由被动接受教师课堂讲授的内容，变为主动理解、思考和总结的内化知识过程，进一步巩固课堂内所学到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提高教学效果。

2.撰写小论文。为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和研究问题积极性，教师选用我国跨国公司直接投资4个成功案例，并针对每个案例给出相应题目，每个小组学生通过收集相关资料，课堂回答问题和组织讨论，并形成纸质版论文，最后，教师进行总结和点评。通过这种方式，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学到很多传统知识和课本以外的创新知识，同时，还提高学生的协作能力和撰写论文水平，提升学生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3.模拟实战法。在学习理论知识和分析很多经典案例，学生直观地明确企业的内涵，了解企业如何运作的基础上，布置学生根据自己所学知识撰写模拟建立一个海外分公司的计划报告，并做成PPT演示，每个小组同学积极性和热情非常高，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和创造力，纷纷建立自己的个性化公司，并以组为单位展示团队设计成果。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学生创业能力，积累更多创新创业经验。

4.多媒体教学。教学过程中多媒体起到了很大作用。在讲解国际投资学理论知识和学科发展前沿知识时，课件制作中运用大量数据、图表，做到直观、图文并茂，充分发挥多媒体信息量大特点，使学生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在教学中，直接讲授实务内容比较难懂，通过一些国际投资的实际案例、新闻短片和视频资源等途径，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和具体，例如，播放我国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短片，让学生在亲身感受跨国公司创新创业奋斗历程中、深入理解所学知识，体会国际投资对人才的高标准要求。实践表明，通过课程教学改革，充分调动了学生获取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好的实际应用能力，收到了良好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杨大楷，刘庆生，蒋萍。国际投资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2]钟生根。独立学院国贸专业强化国际投资课程教学的必要性和对策建议[J].对外经贸，2014(11).

[3]卢宝臣。创新创业教育视阈下的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7).

[4]李辉，侯志铭，高嘉琳。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投资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J].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14(3).

对外直接投资 篇2

近年来，中国对欧洲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2013年起中国对欧直接投资高速增长，每年投资企业都超过100家，2016年直接投资总额超过350亿欧元，同比增长高达77%。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使南欧国家显著受益。2016年，希腊议会批准了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与希腊政府签订的收购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口管理局多数股权的协议。该协议金额高达43亿欧元，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重要经济成果，是迄今为止中国在欧洲进行的最大一笔对外直接投资项目。2011年，中国三峡集团以26.9亿欧元的价格购买葡萄牙电力公司21.35%股权，为进一步开拓南欧新能源市场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做出巨大贡献。2014年，国家电网公司以21亿欧元收购意大利能源网公司35%股权，成为意大利输电网和天然气输气网市场的重要力量。这三项具有代表性的项目表明我国企业对南欧能源市场的重视。中国已成为对地中海沿线国家的跨境投资强国。目前，关于中国对南欧国家能源市场对外直接投资及策略的相关问题仍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我们选取南欧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四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一方面，南欧四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目的国，具有代表性意义；另一方面，四国数据资料较为完整，有利于对我国向南欧的资本输出策略进行全面比较研究。本文通过收集国内外数据资料，尝试从南欧主要发达国家入手，分析中国对南欧能源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影响和差异化投资策略，以期为中国企业拓展南欧能源市场提供有益对策建议。

二、中国对南欧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及成因

中国对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21世纪初。相关数据表明2008年之前，中国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非常有限。南欧国家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是造成这一时期中国在该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2008年以前，南欧大多数国家被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划分为“随和的重商主义”国家，与我国的经济交往相对较为保守。(一)中国企业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南欧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对我国企业保持市场开放政策，为中国企业在南欧投资提供更多优惠。其中，意大利和希腊两国在2008年前后的政策变化最为明显。意大利在2008年率先从我国对世界混凝土机械公司三巨头之一意大利西法公司2.2亿欧元的并购投资项目中获益。同年11月，我国中远集团完成45亿欧元的希腊港口投资项目。中国联通对西班牙电讯的投资也使西班牙成为我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国。2011年，中国对葡萄牙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金额高达30亿欧元。南欧四国成为中国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中国对南欧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尽管起步晚，但过去五年增长稳健。我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占中国对欧洲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增长迅速，由2009年的8%快速增至2014年的33%。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同期我国对欧盟投资的23.5%。近年来中国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也帮助南欧发达国家跃居欧盟资本输入大国的行列。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欧盟成员国中接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0强国家。希腊的名次也升至欧盟第15位。近两年中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表明，未来几年四国的地位还将继续上升。(二)中国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成因。中国近年来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是内外两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我国对欧直接投资的内部因素看，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等对外直接投资鼓励政策成为推动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南欧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经营活动的重要助推因素。中国对欧盟和南欧的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动力中，来自欧盟方面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投资接收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对外开放度和自然资源禀赋、双边贸易关系以及南欧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尽管中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普遍呈现高速增长趋势，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方向在四国间也表现出差异化特征。十四年来，我国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差异明显。第一，中国对希腊和意大利的对外直接投资虽然都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业，但中国对希腊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占比高达95%，而对意大利的投资则更多元化，包括能源、科技等行业。第二，我国对葡萄牙投资一直以来主要集中在能源业，但近几年也呈多元化趋势。2014后中国对葡萄牙投资转向金融业、医疗服务业和生物科技。从行业分布看，中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主要分布在四大领域：交通运输、能源、科技和金融。这一战略投向与我国对欧盟整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向有一定差异。中国企业对欧盟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行业分别是：能源、汽车与交通运输、农业、房地产。中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运输、金融与及商业服务领域对欧盟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放缓。中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与欧盟整体形式差异较小。国有企业仍是中国在南欧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总体而言，在我国对南欧的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中，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量超过以并购方式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主要是由于南欧国家的单位劳动成本较低，更易于我国企业采用设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但中国企业对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三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与对欧盟的整体直接投资形式一致，并购方式均多于设立境外企业方式。四国中，我国企业只有对希腊的直接投资项目采用设立企业的形式多于并购形式。

三、中国对南欧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差异化策略分析

(一)对传统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与欧洲其他国家类似，南欧四国的能源业也表现出“三高两低”的特点。南欧传统能源行业的国有化程度高，政府管控度高、外资准入门槛高。这些特点进一步造成南欧国家能源市场效率低，国际化程度低。欧盟的成立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扭转了这种局面，推动南欧能源业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进程。中国对南欧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决定于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第一，多数南欧国家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后开始改革包括能源市场在内的国有资产结构和管理方式。其中，希腊和葡萄牙先后出台市场化改革政策规定，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南欧能源市场的竞争。第二，南欧市场形势的变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调整相适应。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引发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我国开始调整自21世纪初实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更加强调海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回报率更高的项目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首选。中国积极推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对国有和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给予鼓励和支持。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以来，南欧工业化国家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受益更多。我国能源企业通过投资南欧寻找更广阔的机遇，融入国际能源市场，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对南欧能源市场的直接投资活动表明，我国对南欧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具有差异化的特点。这种差异化战略源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形成机制广泛性，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格局涉及多部门、多产业、多区域的参与。多方面的共同利益联合促进了我国能源企业对南欧能源业投资的蓬勃发展。第三，中国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促进了企业对海外绿色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中国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日益重视，逐步摆脱对传统高污染能源和传统能源供应渠道的依赖。我国能源战略的“绿色”转型直接影响到全球能源市场，给南欧等经济发达区域能源产业的转型带来挑战和机遇。早在2009年年末我国就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海外投资国，2014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高达833亿美元，远远超过以383亿美元排在第2位的美国。我国公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和《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将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国内外投资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可再生能源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我国中长期发展规划。以上因素为中国对南欧能源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将南欧四国发展成为我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接收国。我国的投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其中战略投资占主导地位。尽管近年来我国在南欧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但投资仍较为分散，总体战略趋势较弱。此外，我国民营企业在该区域的战略投资有限。中国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主要以开拓市场和寻求高价值资产为目标。我国企业近年来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直接投资体现出这种战略目标。对意大利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企业开拓地中海区域市场，而能否进入西班牙市场也间接为拓展拉丁美洲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多数集中在南欧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区域，而投资于不同行业也体现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的差异化特点。中国对南欧能源业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接收国是葡萄牙和意大利。对两国能源业的直接投资超过对南欧区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95%。我国对葡萄牙的直接投资占葡萄牙能源业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高达90%。除上述三个决定因素外，葡萄牙加速国有资产重组和私有化过程也是我国对葡萄牙能源业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私有化后葡萄牙能源网公司的股价下降，为2012年国家电网并购其25%的股份创造了有利条件。(二)可再生能源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分析。中国对南欧可再生能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不同的趋势。对意大利和西班牙可再生能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我国对欧盟可再生能源业投资的12%，两国成为我国企业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在南欧地区的最大对外直接投资国。相反，我国企业对希腊和葡萄牙两国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相对滞后。中国对意大利、西班牙两国可再生能源对外直接投资几乎全部集中在太阳能产业。对西班牙的太阳能产业投资更突出，包括金科、正泰等多家企业。相比之下，由我国华锐风电等企业投资的西班牙风能市场上投资项目较少，规模有限。投资意大利太阳能产业的企业包括赛维、尚德、英利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太阳能产业主要是由于我国企业有倾向于太阳能产业的投资传统，与风能相比，企业更熟悉太阳能市场。同时，意大利、西班牙两国相继出台的对太阳能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宽松和优惠政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希腊、葡萄牙两国也为投资于本国可再生能源业的外国资本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投资相对较少。多数投资都集中于风能产业，如华锐风电投资希腊PPC公司项目、三峡集团投资葡萄牙电力风能项目等。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业方面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投资水平明显高于对希腊和葡萄牙两国的投资，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希腊、葡萄牙两国国有资产的私有化重组的时机和速度都落后于意大利、西班牙两国，这是造成中国对新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在南欧四国间的这种分化的主要原因。直到近两年，希腊、葡萄牙两国的新能源市场始终把持在垄断势力较大的几家国有和混合所有制企业手中，造成外资进入阻碍重重。第二，葡萄牙自身的风能产业在发展程度上和体量两个方面都远远优于太阳能产业，这种自身条件限制了我国优势太阳能企业对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造成整体投资水平较低的局面。第三，中国风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式方法较为保守。我国风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采用的是投资合作建厂的传统方式，这种投资方式的项目规模较小，发展速度缓慢。对于太阳能产业发展滞后只能在风能领域吸引外资的希腊、葡萄牙两国，降低了我国资本的进入规模和速度。中国在传统能源业和可再生能源业方面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分布不均衡，在主要投资形式上也存在差异。中国在意大利和葡萄牙两国能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采用并购的方式，较少采用设立境外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相比而言，对希腊和西班牙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则更多采用设立境外企业的投资方式。这种在投资形式上的分化是由于中国对四国投资领域的不同造成的。传统能源业的投资形式一般多采用并购，而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形式更多采用成本较低的设立境外企业的投资方式。中国企业对意大利、葡萄牙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多集中在传统能源业，而对希腊、西班牙两国的投资则主要集中在可再生能源业，从而造成我国在四国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上出现的分化。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中国对南欧能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过去几年里取得了长足发展。2010年以来，中国企业对意大利和葡萄牙传统能源业投资超过25亿欧元。比较而言，我国企业对希腊和西班牙能源业投资规模有限。同时，中国对意大利、西班牙两国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能产业的投资显著增长；对葡萄牙、希腊两国可再生能源业投资较少，主要集中在风能领域。我国企业对该地区能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未表现出鲜明的发展规律特征。虽然中国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上具有一定相似性，但总体上并未形成统一的投资战略模式，投资策略差异化特点突出。中国企业在南欧对外直接投资中实行的差异化战略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企业对传统能源业的投资以寻求战略性资产为投资战略重点，扩大能源供给及保障能源安全仅是作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性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对可再生资源产业的投资采用了更复杂的投资策略，投资更注重项目选择，而不以投资规模为重点。这种针对南欧不同能源市场的差异化投资策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第一，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推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为国有企业海外战略性资产投资和民营企业高技术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第二，南欧四国在私有化程度和市场环境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如四国政府不同的政策规定、各国间存在的文化差异等；第三，中国与欧盟之间尚未达成全面的投资协议，无法为企业在欧洲的投资提供具有一致性的法律支持。同时，中国对南欧能源业直接投资也不同程度上受到相关双边协议的制约，双边协议的国别差异也造成我国企业投资策略上的国别差异。(二)推动中国对南欧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建议。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南欧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拓展区域。结合以上分析，我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完善对南欧市场的对外直接投资格局建设，深入挖掘内外潜力，推动中国对南欧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全面发展。第一，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契机，加速我国能源企业在南欧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现阶段，“一带一路”国际能源合作将重点聚焦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技术合作，特别是新能源、新产业技术合作方面。我国传统能源企业和可再生能源等新技术企业都可以充分把握重要历史机遇，利用“一带一路”国际能源合作框架，推动我国企业向南欧能源市场深入拓展。第二，加大对民营能源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民企参与南欧市场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国政府日渐重视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推动新能源国际合作将成为我国能源发展的重点。可再生能源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民营企业由于其特有的技术和市场适应力，已经成为我国新能源领域的主要力量。各级政府应结合南欧国家的实际，利用南欧及地中海地区国家对吸引我国资本的相关鼓励政策，出台差别化的扶持政策，在融资、商务促进、欧洲资本市场推介等方面为民企提供开拓南欧新能源市场的便利条件。第三，开展多边和双边谈判，推进中欧及中国与南欧国家签订投资协议，为我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以来，中国先后和沿线国家签订了近50份政府间合作协议以及70多份与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在内的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议，为我国能源企业推进南欧对外直接投资开辟了道路。通过与南欧国家签订多种投资合作协议将为我国能源企业对南欧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更多机遇，极大地降低能源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第四，以创新驱动引领中国对南欧新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民营企业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加快推进能源技术研发和重大能源装备与示范项目建设，集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优势，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建设能源技术装备强国。与传统的欧洲能源强国相比，南欧国家能源技术发展相对滞后。我国企业应大力发展先进的清洁能源生产技术和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技术，加速形成新能源装备自主配套能力，为中国向南欧能源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GippnerO，TorneyD.ShiftingPolicyPrioritiesinEU-ChinaEnergyRelations:ImplicationsforChineseEnergyInvestmentsinEurope［J］.EnergyPolicy，2016，101.

［2］XueY.TheGlobalEnergyGovernanceStructureandChina-EuropeEnergyRelations［M］//China-EURelations.SpringerSingapore，2017.

［3］刘坚、任东明：《欧盟能源转型的路径及对我国的启示》，载于《中国能源》2013年第12期，第8～11页。

［4］张默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趋势与政策变迁》，载于《经济研究参考》2014年第64期，第60～65页。

对外直接投资 篇3

【关键词】“一带一路”；制度距离；对外直接投资

一、引言

自2013年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后，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又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这一伟大构想付诸实践。中国企业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但以制度距离为代表的国家异质性深刻影响着企业跨国经济活动。我国尚未在国家层面形成成熟的多层次服务制度体系指导和帮助企业进行对外投资[1]。因而，企业在对外投资决策中对于制度距离等国家异质性的考虑十分关键。“一带一路”涉及东亚、西亚、中亚、南亚、独联体、中东欧65个沿线国家，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要遵守沿线国家的正式制度约束，而且要推动组织规范变革，适应性嵌入东道国“软性”非正式制度，否则会加重投资成本与风险。本文建立五维制度距离指数，将制度距离区分为正式制度距离与非正式制度距离，通过聚类分析和建立引力模型，实证探讨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在模型框架中纳入特定样本下非正式距离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非正式制度差异巨大，这对中国跨国企业至关重要，对非正式距离的忽视将带来严重后果。本文采用Hofstede指数全面衡量文化距离并纳入模型，考虑了创新能力和创造知识方面的差异即知识距离的影响。其次，从聚类圈层、区域特征、收入特征入手，深入挖掘国家异质性，考察不同特征条件下制度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

制度距离是国家异质性的主要载体，衡量了国家之间制度体系的差异程度，有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之分。正式制度距离是指母国与东道国的社会体系中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强制性约束差异，这是企业在东道国进行跨国经营所必须要遵守的，可以细分为法律距离、经济距离和政治距离。非正式制度距离是需要跨国企业主动认知并遵守的“软性”约束，包括社会道德、风俗习惯、文化认同感等，可以细分为心理距离、文化距离等。早期学者比较重视正式制度距离，忽视了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东道国由于制度差异为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有利的资源，随着制度距离的扩大，可供跨国公司利用的资源就越充足。制度差异令跨国企业在母国与东道国之间进行制度套利得以实现[2]。后期学者逐渐发现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非正式制度的差异间接导致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方式、职业道德、工作态度、企业文化等的认知不同。跨国企业若能合理利用非制度差异，推动组织文化对社会规范适应性嵌入，对于发挥跨国企业的特定优势具有积极意义[3]。已有实证研究表明非正式制度如果处理不当则引发社会冲突，导致企业的投资成本与投资效率的降低[4-6]。对于制度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一是制度接近论。企业会理性选择与母国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进入，企业必须适应、获得东道国社会经济制度体系的合法性以及各种产业链条端在交易市场上的顺利衔接，同时也要克服历史文化、习惯观念等非正式制度方面的障碍。若东道国制度发育程度较低或者与母国差异较大，如东道国人文法制发展程度低、法制框架中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存在盲区或力度不够、政治体系的公正透明度不够、存在大量的权力寻租腐败与机会主义行为，则企业投资失败的风险加大。二是制度逃离论。这种观点认为企业会选择与母国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实施投资：一种是从低质量制度向高质量制度的“逃离”，如沉重的税收负担、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乏、政府的过度干预等制度弊端，逼迫企业逃避母国恶劣制度环境的限制与束缚，并实现制度套利；另一种是从高质量制度向低质量制度的“逃离”，这类企业通常来自母国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较为完善、政府监管严格、市场趋于饱和的发达国家，其在母国环境下进行制度套利已经非常困难，企业投资倾向于选择与本国制度距离较大、制度不透明、监管不严格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制度套利。三是制度综合论。强调竞争优势是投资国别选择的重要依据，如果母国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则企业会选择与母国制度质量相近的、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作为东道国；如果母国不具有竞争优势，则会选择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可见，制度距离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要与母国的具体制度情况相结合进行决策判断。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引力模型理论根源于物理学领域著名的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任意物体之间的相互引力与物体的质量成正比，物体之间的距离越大则相互的引力就越小。跨国投资领域也存在一种类似于万有引力、与“距离”有着深刻联系的现象。继地理距离与国际投资引力规律于20世纪50年代被发现之后，社会经济文化领域中各种“距离”被逐步引入到引力模型。Qij=β0Xiβ1Xjβ2Dijβ3Nijβ4eεij（1）其中，Qij表示国家i和国家j之间的国际贸易活动量，Xi、Xj分别表示国家i和国家j的经济水平，以国内生产总值除以人口总量得到的人均GDP度量。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可以刻画该国市场对国际贸易的潜在需求水平，而人口总量可以刻画国内市场对国际贸易的供给水平，需求水平与供给水平共同决定了两国之间潜在的国际贸易规模。Dij表示国家i和国家j之间的制度距离，这是引力模型重点关注的核心变量。Nij代表除了制度距离之外对国际贸易活动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e为随机误差项。对式（1）等号两边取自然对数处理可得到如下公式：lnQij=β0+β1lnXi+β2lnXj+β3lnDij+β4lnNij+εij（2）结合本文的理论基础和变量的具体设置，对式（2）进一步扩展，得出实证模型：lnOFDIij=β0+β1lnCDij+β2lnWDij+β3lnGDij+β4lnEDij+β5lnFDij+β6lnKDij+β7Mij+β8lnZRGDPi+β9lnDRGDPj+εij（3）其中，OFDIij表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Xi、Xj分别代表中国（i）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j的人均GDP，以捕捉潜在国际贸易规模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CD、WD、GD、ED、FD、KD分别表示五维制度距离因素，具体包括政法距离、经济距离、外交距离三种正式制度距离，以及文化距离和知识距离两种非正式距离。M为一系列控制变量。（二）变量设定。1.正式制度距离。（1）政法距离。政法距离是国家之间的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环境差异。法制框架中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力度、政治体系的公正透明度与跨国企业的投资风险密切相关。政权是否长期稳定、是否存在大量的权力寻租腐败与机会主义行为、是否存在政府的过度干预、市场自由化程度低等政法体制框架的缺陷，对于跨国企业是否能够实现制度套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传统基金会建立了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EFI）体系对每个国家的市场制度进行综合评分，但其关注的侧重点是贸易政策、货币政策等。世界银行开发的全球治理指数（WGI），将一国政治局势的稳定性、腐败的程度、法制的完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关系的相互影响纳入评价体系[7-8]，可以更科学地反映国家之间的政法制度差异。本文采用全球治理指数（WGI）计算政法距离。WDijt=Wit-Wjt（4）其中，Wit与Wjt分别代表中国（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j）第t年的政法环境综合得分，WDijt表示中国（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j）在第t年的政法距离，为两国政法环境综合得分之差的绝对值。政法环境综合得分W采用全球治理指数六个维度的平均值表示，包括民主议政程度、政治稳定性和不存在暴力、政府管制效率、规制质量、法制环境及腐败控制六个子指标。（2）经济距离。经济距离是两国在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特征上的差距。较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完整的产业链条、强大的消费能力等有利于企业在东道国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面对经济环境差异较大的国家，企业需要战略调整以适应经济异质性。本文从经济差距的角度进行估算，采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DP总量的比值来度量。（3）外交距离。外交距离指国家之间通过谈判、互访、缔结条约等途径进行往来时的合作亲疏程度。外交距离越小，意味着两国具有良好的外交合作关系，能给中国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9]。本文用国家间的友好伙伴关系来表征外交距离，该数值越大表示合作水平越高，外交距离越小。2.非正式制度距离。（1）文化距离。国家文化是一国在较长的时期内、特定的生活方式中形成的、社会成员共同遵守或者受其潜在影响的一系列行为规范。采用主流方法Hofstede指数衡量文化距离。该指数涉及政治制度、性别角色、宗教信仰、社会团体、民事参与、价值观等多方面，体现了世界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征。CDij=166K=1Σ（Cki-Ckj）/Vk（5）其中，CDij表示中国（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j）之间的文化距离，Cki、Cij分别表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第k维度的文化指数，由权力距离、男性主义与女性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以及自身放纵与约束六个维度构成。Vk表示所有样本国家在第k维度的方差。指数测算值CDij越大，表示文化距离越大。（2）知识距离。知识是企业战略性资源中最有价值的核心资源，是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关键比较优势。知识观理论（KBV）认为企业凭借较强的学习动机与学习能力去获取和创造新知识，从而使企业的知识存量获得提升与更新，实现后续优势。东道国的知识存量情况为跨国企业培育后续优势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支持。本文的知识距离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专利申请数量之差的绝对值来衡量[10]。3.控制变量。（1）东道国税负水平。母国和东道国的税负水平会对跨国企业经营成本和净利润构成直接影响。本文使用扣除税收减免比例后企业所承担的总体税率来表示东道国税负水平[11]。（2）东道国基础设施。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能为企业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吸引产业转移。参考崔岩等[12]的做法，采用东道国每百人接入国际互联网的数量来表示东道国基础设施情况。（3）自然资源禀赋。自然资源禀赋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之一，也是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重要考虑因素。良好的资源条件能够吸引更多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参照Kolstad等[13]的方法，用东道国金属、矿石、燃料等自然资源出口额占东道国所有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衡量自然资源禀赋。（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本文选择2005—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数据作为样本，以检验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其中，属于“新海上丝绸之路”区域的有22个，属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的有19个。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官网、国泰安数据库、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经统计，中国对样本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分别占中国对全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总额与投资总额的93.92%与88.57%。可见，所选样本代表性较好。描述性统计表明，在制度距离的五个维度中，样本国家的文化距离标准差最小，文化差异性相对较小，而知识距离的差异最大。中国对样本国家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离散型特征也十分明显。初步分析发现，样本国家数据上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故对所有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处理，以消除量纲对模型计量的影响（限于篇幅，具体数值略）。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聚类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为初步了解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特征，基于五维制度距离指数进行聚类分析。聚类分析是根据相似性原则，将五维制度距离指数相似度较高的国家划分为同一类簇，而将五维制度距离指数具有较高相异度的国家划分至不同类簇。即样本国家间的相似性越高，越有可能被划分在同一个类簇，反之，将被划分在不同类簇。聚类分析可以适用于本文初步探索不同样本国家直接投资的基本特征。41个样本国家可以被聚类为三个均匀的圈层。第一圈层主要由立陶宛等中东欧国家组成，第二圈层主要由伊朗等西亚、北非国家组成，第三圈层主要由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组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性倾向明显，呈现出第三圈层>第二圈层>第一圈层的特点。对第三圈层国家呈现出强烈的投资偏好，2005—2017年直接投资大幅增长38倍，而对第一圈层与第二圈层国家的直接投资占比却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如表1）。聚类分析初步表明，制度距离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二）基于五维制度距离指数的回归结果。为避免多重共线和异方差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本文首先应用方差膨胀因子法对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VIF均值为1.89，最大值不超过3。其次采用White检验观测被解释变量的分散程度随解释变量的变化情况，P值显著小于0.01。两次检验结果分别表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以及异方差。除此之外，考虑到可能遗漏变量以及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相互影响，本文利用Hausman检验验证了样本数据不存在内生性，可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报告于表2中。政法距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正影响。中国企业面临诸多制度约束，地方保护主义、效率低下的国内渠道、高昂的物流费用和土地等多方面的制约，增加了国内的经营成本，使企业在当前制度环境下处于不利地位。中国企业利用东道国的比较制度优势来规避国内制度约束，降低经营成本，从而实现套利。这一点符合制度逃离论的观点。经济距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负影响。中国GDP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属于领先位置，与中国经济距离较近的国家GDP总额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需求结构也较为相似，更有利于中国企业进行投资。受国内产能过剩、基础设施合作、出口优惠政策等的引导，驱动中国企业将多余产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外交距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负影响。外交距离越远，则中国企业对该国直接投资活动越少。良好的国际关系有助于搭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沟通交流的桥梁，进行互惠互利，减轻贸易进入壁垒，由此，较小的外交距离有助于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倾向于向知识距离相差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相比之下，中国企业拥有技术和规模等垄断性优势，专利和专业技术可使企业生产的产品产生差别，以致有能力控制价格、销售量和限制竞争者进入。知识距离相差越大，这种控制能力越强，也更受中国企业青睐。除此之外，文化差异导致的产品差异性满足了东道国的消费需求，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五、稳健性检验

首先，分区域进行检验。作为企业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企业投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所处环境的相对优势。亚洲和欧洲自然环境、贸易环境、开放程度、人种、受教育程度都存在较大差别。将样本分为亚洲和欧洲，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制度环境以外其他因素的影响，提高回归分析的稳健性。经济距离、知识距离和外交距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与前文回归分析结果相同，经济距离为负向影响，其余为正向影响。在文化距离上，中国企业更偏向同属于亚洲区域，且文化距离相差较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到政法距离较大、知识距离较远的亚洲国家。经济距离、外交距离对亚欧的影响情况一致，较高的经济与外交水平都促使企业进行直接投资。其次，分收入水平进行检验。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①将东道国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进行检验。经济距离、外交距离对中国企业投资产生抑制作用，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和知识距离产生促进作用。中国企业只在对中低收入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考虑文化差异，且更倾向于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经济距离对中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作用相反，经济距离越大，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越大。大部分制度距离在三类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都呈现抑制性，即鼓励中国企业投资，与前文回归结果几乎一致。特殊的是，中国企业倾向于在政法距离大的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文化距离在中高收入国家对对外直接投资中表现为促进作用。

六、结论与启示

直接对外投资 篇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一）投资总体规模中国自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以后，从2005年至2014年13年的时间里直接对外投资总量平均年增长45.12%，呈现出跨越式发展状态，如表1所示。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4.4%，位居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排名的第6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投资范围广、投资幅度增长快、投资数额不断提升等特征。虽然投资总规模有明显涨幅，但是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一定差异，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为美国的9.4%，英国的30.9%，并且投资率与发达国家也有一定差距。（二）投资区位分布投资区位极不平衡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另一个特点，中国对外投资区位主要集中于亚洲及拉丁美洲。这两大区域成为中国直接对外投资主要区域，其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地理位置关系，亚洲是中国所在的大洲，无论是从地缘关系，还是从地域文化都有极强的相似度；第二，受优惠待遇的影响。中国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都会投向有经济优惠条件、政策优惠条件的区域，以使投资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第三，受税收政策影响，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税制不同，投资者会巧妙的躲避较高税制以降低投资风险。在这些原因的影响下，近些年，中国在南美、非洲的投资持续上升。（三）投资行业分布从投资行业的视角进行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位居前三位的行业分别是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其中，商务服务业在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达到了1422.6亿美元，金融业与采矿业也分别达到673.9亿美元与670亿美元，如表2所示。单纯的从投资金额来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是有失偏颇的，更应该从境外投资企业所在的行业来进行分析。从投资企业所在的行业视角进行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则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以及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很明显，这三个行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是利用了低劳动力成本这一优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宏观经济效应机理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通常来讲，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越扩大，越会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正向推动作用，这是由于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可以促进原材料、投入品以及机械设备的出口。同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一定是希望可以获取投资地的优良资源，例如先进的管理经验、生产技术等，而这些都是企业发展所急需的战略性资产，这样就会可以促使形成产业内关联效应，促进母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但是，近些年中国持续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却没有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这是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初期，对外贸易经验不足，技术进步缓慢，并且就业结构也相对落后，传导机制不完善、不通畅，这就说明中国直接对外投资整体水平还是相对落后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落后直接限制了母国的产业升级。（二）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中国大体可以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三个地区的人均收入以及就业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对三个地区的就业影响又呈现出显著的不同。中国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金融业成为主导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企业大都来自于中国的东部地区，因此，这个地区的金融业人才就业情况受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形势一片大好。与东部相比，中国的中西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促进中西部经济快速增长是提升就业率，改善就业现状的必经之路，促进中西部经济快速增长，就要进一步的实现对外开放。中西部仍然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大型企业数量较少，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更是凤毛麟角，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持续增长，但是就中西部地区的就业影响而言是相对较弱的。（三）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技术进步效应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效应并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投资动机不够成熟，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大多数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都将投资目标定位于赚取更多的经济利润，并没有将技术引进与提升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目标之一，同时，受投资规模所限，对先进技术的吸引力明显不足。第二，吸收能力不强。促进技术进步，需要具备可以将他人的技术拿来为自己所用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涉及技术的吸取、改良与创新，中国研发能力落后制约了先进技术的学习与吸收。第三，对外直接投资行业与区域分布不够合理。中国对外投资行业偏向于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这些行业的技术要求低，对技术创新没有外部推动作用。同时，对外投资的目的地主要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落后地区为主，这些地区尚且希望可以从投资方获取先进的技术，自身根本没有能力给投资方提供技术。（四）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正向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作用效果却不明显。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014%，而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数额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042%，由此可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产生的拉动作用远没有外商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效果明显。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其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远小于外商对华投资规模，因此，对经济产生的促进作用与其相比相差甚远。其二，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的影响是间接实现的，周期长，传导机制复杂，并且具有较强的滞后性。因此，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无法与外商对内投资相提并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体系构建

（一）统一管理机构并完善法律体系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需要多个行政部门的审批，这些行政部门存在着严重的职责不清、功能重叠的现象，这也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无序管理的状态，并给很多有对外投资意向的企业制造了过多的障碍。对此，国家应该进一步整顿与改革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系，确定这项事务的主导部门，形成一个部门为主导，多个部门辅助协调的格局，同时，还应该进一步提升审核效率，简化审批程度，提升审核透明度，完善审核制度，促进企业参与对外投资。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法律，就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创建一套保障境外投资战略可以顺利实施的法律法规，形成以《境外直接投资法》为核心，相关配套法规为辅助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二）加强对外投资金融支持加强对外投资金融支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继续扩大贷款规模，提供针对对外投资企业的借贷与担保基金。国家财政应该给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有力的政策支持，适当的放宽贷款条件，将优惠贷款的范围扩大到更多的行业与领域。第二，适当放宽境外融资渠道，使对外投资企业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相对于国内融资相比，国际融资渠道更为广阔，中国应该支持具有实力的企业境外申请上市，或者是可以从境外融资机构那里获取可以促进生产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降低融资成本，拓宽融资渠道，助力于企业对外投资目标的实现。第三，出台更多对外投资财税政策。为了减轻企业对外投资压力，保持竞争优势，应该出台更多税务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的融资以及经营成本，这对于企业对外投资初期是十分有利的。（三）健全投资信息咨询和技术援助在信息时代，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前必须要搜集到足够的信息数据，才能实施对外投资战略。为了提升企业决策的正确度，降低企业搜集信息的成本，国家应该成立向企业提供对外投资咨询的服务机构，定期进行对外投资信息数据的整理与，给企业实施对外投资提供有益的参考。还应该为企业提供其他服务项目，例如介绍对外投资融资制度，帮助企业拟定投资合同等。对企业进行技术援助则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技术数据库来实现。利用数据库平台将国内外大型企业聚集到一起，实现最大范围内的资源共享，增强国内外企业的互动，国内外企业可以实时了解国内国际经济形式变化。平台还是重要的信息渠道，国内企业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查询到相关的国际招商信息。（四）完善投资保险及知识产权保障机制健全对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有效的降低企业进行境外投资的风险，因此，中国应该尽快出台《境外投资保险法》，使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障。完善投资保险还需要国内大型保险企业要承担起社会责任，主动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保险服务，依据《境外投资保险法》为投资企业提供全面的服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要求中国首先要加入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协定，要求投资企业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同时，自身也要具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五）加强对多元化投资格局的建设力度中国对外投资还处于初始阶段，未来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要解决投资方式不合理、投资区域不科学等问题。随着国际投资局势的风云变幻，采用单一的投资方式已经不适合对外投资水平的全方面提升。进一步引导企业要选择恰当的、多元的投资模式，要学会立足自身优势，再博取他人之长，实现强强联手，才能促使投资成功。在投资区域的选择上，也要随时注意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式与投资现状，紧紧抓住投资契机，拓展中东、俄罗斯等投资市场，形成均衡、合理的投资格局。

对外直接投资 篇5

[关键词]对外投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汇率；劳动力成本；税收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中国各省市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日益繁荣。这意味着中国对外投资者迎来了更为稳定、开放的投资环境。在这样的投资环境下，我国在对外进行投资活动的投资壁垒逐渐被打破。如2007年底至2009年底，中国向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总额从39.5亿美元增至95.7亿美元，短短两年时间，迅速增长了142％。由此可见，中国投资者的对外投资热点逐步增大。目前，关于中国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研究较多，但范围偏大。随着中国自贸区的形成，研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因素应该成为热点问题之一。但是，极少文献致力于全面地阐述中国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因此，本文的目标是系统地梳理现有文献，提取中国对各国开展直接投资活动时所需考虑的主要因素，进而为我国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提供有益的参考。

1.对外直接投资与实证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较丰富，但对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文献的实证研究重点集中在两个模型，分别是IDP理论模型的拓展、引力模型，利用面板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李辉（2007）通过增加相关变量对IDP模型进行改进，并将数据范围拓展到55个国家和地区，利用面板数据对扩展后的新模型进行了估计。程惠芳和阮翔（2004）使用引力模型来分析中国在其他32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活动。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总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及双边贸易量与两国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水平越相似，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越大。邱立成、王凤丽（2008）以我国的对外贸易、资源需求、工资水平为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宏观解释变量，利用1993-2006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对外贸易、资源需求、工资水平因素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影响。张新乐等（2007）利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四个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实证过程中，得出结论，认为接受投资的国家（以下简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出口、汇率和工资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然而，时间序列短，样本量小。

2.主要影响因素的梳理

本文认为，在考虑到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时，需要分别对其加以梳理。同时，以中国对某国的直接投资作为因变量。

2.1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

一些理论研究表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是影响投资国对其进行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如Nigh（1986）在研究美国FDI时认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导致美国FDI流出的显著因素；Hennart和Park（1994）研究日本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市场规模庞大的美国产品市场对日本跨国公司极具吸引力。数据显示，2006年，商品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等市场依赖型产业占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近70%。由此可见，市场规模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重要性。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在考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问题上，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不可或缺。

2.2对外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关系

总体上来说，双边贸易量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替代、相互互补的（方齐云和项本武，2005）。FDI和贸易量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企业国际化的持续过程（Johansonandvahnle,1997)。张如庆（2005）利用1982-2002年的相关数据，运用granger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协整理论等研究方法，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与进出口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进出口与FDI分别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出口与FDI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在研究中国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时，有必要考虑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

2.3对外直接投资与汇率

最早研究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是美国学者Cushman（1985），他从国家层面入手，利用美国与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等国家16年的汇率与对外投资量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货币的升值有利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一方面，汇率的不稳定将会增加跨国公司的选择机会，但另一方面，汇率的不稳定会使当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减少（Campa，1993）。毫无疑问，在研究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离不开对汇率的分析。

2.4对外直接投资与劳动力成本

区位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劳动工资差异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Weber，1929）。研究表明，东道国国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推动对方国家直接投资的动力（Vernon，1966）。Dunning的折中理论也指出，区位优势也包含着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因此，当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于投资国的相应指标时，投资国有产生对该国直接投资的动机。

2.5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状况

中国企业向各国进行投资，是为了顺利进行生产、购买、运输、销售。波特（1990）认为，一国的基础设施状况对投资国的FDI具有重要意义。投资国企业的销售、运输、生产和采购日益依赖东道国的水电供应、信息、运输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由此可见，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状况已成为影响FDI的重要因素。而东道国基础设施状况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出于数据来源的便利性角度，本文建议以TELE（拥有电话数/千人）指标来代表该国的基础设施状况。

2.6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税收

投资国在进行投资时，必然会考虑当地的税收问题，以此作为投资成本的一部分。理论上，如Dunning（1996）认为税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因为高公司税会增加投资成本，从而减少了公司的净收益，进而阻碍投资国的投资支出。大多数实证研究表明，税收是FDI的重要决定因素。在20世纪后期，Guisinger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税率是FDI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本文提出，可将GR作为政府税收的变量，即计算东道国年度政府收入占GDP的比率（GR)。

3.结语

直接对外投资 篇6

关键词：对外投资；出口规模；出口结构

当前，对外投资在推进经济转型、外贸发展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外投资已成为郑州市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对郑州市经济和外贸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对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做了诸多研究。边婧，张曙霄研究指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进口效应和出口效应均显著为正，但对进口的促进效应大于对出口的促进效应。[1]任志成，朱文博通过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2]徐文强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主要表现为正相关的贸易互补效应和贸易引致效应。[3]从当前国内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更多的以一国作为整体或一个经济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从某一城市视角入手来分析两者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立足郑州市，不仅从理论上分析对外投资对出口影响的作用机理，并通过实证模型得以检验，有助于郑州市今后经济发展中合理引导企业进行对外投资，优化资源配置，以推动郑州市出口贸易的发展。

一、郑州市对外投资和出口现状

（一）郑州市对外投资和出口规模现状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郑州市对外投资规模和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由图1可知，2010-2017年河南省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16年之后随着对外投资向理性化、合理化发展，对外投资规模出现下降；而出口规模近十年来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综合来看出口规模和对外投资规的变动具有相似性。

（二）郑州市对外投资和出口结构现状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原经济区的建设以及航空经济的发展，为郑州市经济发展提供极大的发展机遇。郑州市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不断优化。由图2可以看出，郑州市出口规模平稳攀升，出口结构不断优化，随着2012年随着经济的复苏，其产品结构优化最突出，出口规模增长幅度最大。2012年后随着经济平稳发展，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优化呈现相似的变化趋势。

二、对外投资的贸易效应作用机理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郑州市对外投资的规模增长十分迅猛。同时，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水平也逐渐趋于健康化、理性化。正是由于对外投资的多种效应的综合作用，使得郑州市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更加合理化。

（一）对外投资对出口规模影响的作用机理

对外投资会产生贸易创造效应，[4]主要分为出口引致效应和市场扩大效应。对欠发达国家地区进行投资，有利于获取资源、市场和区位优势，在这些地区投资建设工厂，需要原材料，需要从投资企业本国或本地区进口，带动了本地区或本市出口，带来出口引致效应。同时对外投资有利于提高在东道国市场的占有率，拓宽东道国对投资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促使本地区出口规模增加。对外投资还会产生进口转移效应和反向进口效应，[5]对外进行投资，原材料、设备从投资企业所在地进行运输，则运输成本会较高，投资企业会选择从东道国进口进而使得投资企业所在地出口减少。总的来说，对外投资的出口规模变动取决于贸易创造效应与进口转移效应、反向进口效应之间力量的较量。

（二）对外投资对出口结构影响的作用机理

企业对外投资可以通过市场扩大效应和国内产业转移效应使得出口结构优化，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企业进行对外投资，随着机械设备的出口，市场规模扩大，进而可以带动服务贸易出口的扩大，进而优化出口结构。第二，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有利于所在地产业转移，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产品生产，有利于出口结构的优化。根据以上分析，通过对外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进口转移效应和反向进口效应以及国内产业转移效应，郑州市对外投资的贸易影响机制如图3。

三、对外投资对郑州市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的选取及模型构建

以郑州市对外投资数额odi、和gdp作为解释变量，以郑州市出口额ex、出口结构指数y作为研究中的被解释变量，对上述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以减少数据的波动，构建的模型如下：lnext=β0+β1lnodit+β2lngdpt+β3lnfdit+ξt（1）lnyt=β0+β1lnodit+β2lngdpt+β3lnfdit+ξt（2）其中，ext是郑州市第t年的出口额，yt是郑州市t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中的比重，odit是郑州是的对外投资额，gdpt是郑州市的生产总值。t指2008，……2018。

（二）模型估计

选取2010—2018年数据，以对外投资额ODIt、国内生产总值GDPt为解释变量，以郑州市出口额ex、出口结构指数y为被解释变量，借助Eviews8进行回归，经整理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上面回归结果，得到如下两个回归方程（3）、（4）：lnext=-8.7262+0.1109lnodit+0.6231lngdpt+2.3581lnfdit从回归结果（3）、（4）可知，回归方程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了5%显著水平下的T检验，所以对外投资和GDP对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有显著影响。其中对外投资每上升1%，出口额提高0.1109%，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提升0.1216%。分析回归结果的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可以知道，在1%的显著水平下，回归方程均通过了整体的显著性检验。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分析对外投资、GDP与出口国规模和出口结构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现在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其中O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EX代表出口额，Y代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上面的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由于0.0461低于5%，原假设被拒绝，即对外投资是出口规模变动和出口结构优化的原因。同理，GDP和FDI亦是出口规模变动和出口结构优化的原因。

（四）实证结果分析

经过实证分析检验，对外投资每上升1%，出口规模随之提高0.1109%，出口结构优化0.1216%。可以看出，对外投资、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均有正向影响，其中对外投资相对于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郑州市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影响较小。此外，对外投资对贸易结构优化的促进效应大于对贸易规模的促进效应。总的来说，对外投资对郑州市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具有促进作用。

四、结论

对外投资推动了郑州市出口，促进了出口结构的优化。在ODI的贸易创造效应、进口转移效应、反向进口效应和产业转移效应的作用下，郑州市不断引导资本流动，创造新的贸易，促进产业转移，以促进出口结构合理化，出口规模的增长。在今后的对外投资中，郑州市可以采用以下举措来促进贸易的发展：第一，政府层面应该发挥引导作用，为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协调好对外投资中的财政、金融、税收政策，鼓励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第二，企业应审时度势，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不断地加强对技术的吸收、研发、改造、创新，增强对外投资的竞争优势。此外，抓住时机调整好对外投资策略，转移本市过剩产能的产业，同时形成对外投资与本市产业链的对接。

参考文献：

[1]边婧，张曙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34-44.

[2]任志成，朱文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8（5）：103-111.

[3]徐文强。中国企业OFDI对母国出口效应的实证研究[J].现代商业，2019（8）：62-63.

[4]韩家彬，贺洋。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出口贸易效应———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分析[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81-88.

直接对外投资 篇7

[关键词]实证分析；对外投资；技术进步

一、绪论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了发展自身经济，采取了“引进来”的经济政策。但随着国内市场的不断发展，国内狭小的发展前景、区域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必然趋势无一不督促着中国将自身经济从简单的“引进来”转向至“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有机结合。作为“走出去”的主要途径，企业对外投资显然是经济转型的关注重点。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币升值压力也越来越大，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外投资开始逐渐向高端技术市场发展，而获取足够的技术储备则成为对外投资的目标之一。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期，经济发展模式由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逐渐向资本型、技术型的现代经济转化。企业通过投资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管理经验，帮助中国突破西方发达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提升国内产结构的合理性和竞争力。

（二）文献综述

吕宁（2015）通过构建博弈等数理模型，研究认为如果单纯从技术进步效应分析，技术寻求型投资往往能够获得比国内直接投资更多的收益，同时也能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尹国俊和倪瑛（2017）以各省2003-2012年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将“海外研发资源”指标引入LP模型，重点研究国内技术进步受海外直接投资影响情况，研究认为海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推动国内科技快速发展，技术进步效果极为显著。吴哲（2017）以新兴经济背景下的茶叶行业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外资投资国内茶叶加工、种植及技术研究等领域有着一定的促进意义，无论互相投资还是技术交流都具有提升意义，任何的技术创新对于双方而言都会同样受益，即使是跨国公司也必须要遵从这一规律。彭坤（2020）在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构造了短期开放经济下的两部门模型，推出了社会产出函数和母国创新生产函数，定性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存在性。国外对外投资相关的理论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研究对象主要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时所采用的投资方式、考虑的是驱动因素和产生的经济效应，直至今日，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Pottelsberghe&Michele（2011）基于宏观和微观视角，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进行研究。他们认为，从宏观视角来看，这种举出效应呈现出显著特征，而从微观视角分析，逆向的技术溢出效果并不显著。DierkHerzer（2010）以33个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够获得OFDI，不同国家的逆向技术溢出是存在本质差异的。

二、对外投资的总量特征及经济背景

（一）对外投资的发展演变

作为对外投资流量最高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演变无论在总量规模、地区分布、行业分布，还是政策发展都具有时代的特征，且受制度改革的影响较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鼓励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提出了对外投资的经济制度改革，使得我国正式踏上了对外投资的新征程。十五大指出：“支持我国优势产业展开对外投资，逐步扩大企业对外贸易经营的权利”十五大之后至今是我国从单纯的吸收海外投资的大国逐渐转变为对外投资净输出大国的重要时期，该时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调整阶段（1997年-2001年）、快速发展阶段（2002年-2008年）、和稳定増长阶段（2009年-至今）。在调整阶段中，我国对外投资呈现出震荡调整的波动性特征，投资流量经历了2000年9.16亿美元的跌落，和2001年68.85亿美元的猛增。调整阶段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加深，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中国对外投资步入快速发展阶段。经过调整阶段与快速发展阶段两个时期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经济遇到危机，因此进一步放宽了企业对外投资的自主权，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方针政策，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的引用的“引进来”格局。随着十八大的召开，“走出去”战略变成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首要内容，2013年，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实质性地推进了中国对外投资额的快速增长。2019年中国对外投资达到了1.88万亿美元。

（二）对外投资的总量特征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2000-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从图2-1可见，在增长最快的2003-2010年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7％，对外投资规模实现了连续15年的快速增长。2016至2019年对外投资流量连续三年萎缩，但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2019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蝉联全球第二，存量保持全球第三。这种对外投资总量的快速上升主要是因为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我国的大多数企业在此时选择通过积极参与“走出去”的战略，开展对外投资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同时结合我国特殊的经济背景，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的对外投资的高速增长与本体国情、经济发展状况也有着莫大的联系。一方面，近年来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导致成本上升，长期以来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粗放式生产来达到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产品输出开始不仅局限于国内，大多数企业也开始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寻求生产规模与经营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我国已经逐渐意识到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性，产业的区域进程不均衡，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严重，生产要素未得到高效利用，一切问题的源头都压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上。

三、对外投资的结构分析

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对外投资迅猛发展，但对于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来说，总体投资额仍存在偏低现象，对外投资的数量与质量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一）行业结构

随着要素成本优势的逐渐丧失，中国企业开始逐渐转变竞争优势、改变动力机制增长方向，这种产业整体的转型使得我国各产业的对外投资额都发生不同的改变。从表3-1中可见，2019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中占最大比例，我国对外投资净额存在很大的断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虽在占比排名第五，但仅占同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4%。甚至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201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为0，行业差距十分明显。

（二）空间格局

随着我国对外投资的不断增长、扩大的同时，其空间流向也逐渐由部分国家及地区向全球范围扩展开来。从表3-2可见，其中被投资方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中主要是流向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2019年更是占比达到历史最高值共计1108.4亿美元。此外，中国在非洲、大洋洲的对外投资比例逐年降低，2019年仅占全年总流量的2%、1.5%。在拉丁美洲也未发现明显增长，这是由被投资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

（三）投资方式

对外投资方式的选择不局限于投资方或被投资方的任何一方，无论是企业技术先进程度方面，还是其国际化经营水平方面，更或者是国家产业、制度环境方面，对外投资活动均受被投资方与投资方两方相互影响，我国也是如此。通过绿地投资的方式，获取被投资方国家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从而将成本转移到投资方自身核心开发项目上，来提高投资企业科技进步。

（四）基本途径

以解决产能过剰、产业升级为主要目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多国家产业合作的方式，来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国家的经济发展诉求，共享经济发展机遇。根据沿线各国的发展要素特征，我国主要采取差异化的投资合作。以东南亚地区为例，中国在对外投资时多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投资重点方向来进行投资。而对中南亚地区这种以石油产业和重工业为其国家经济主要支柱的地区，因其油气、铁矿、煤矿等资源十分丰富，在对外投资时中国则采取与其能源的开采进行合作或者与公路、铁路及管道交通建设等项目挂钩的企业进行投资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及优势与我国制造业发展具有较高的互补性，可以充分扩展我国国内市场的发展封顶，将狭小的单向、国内发展前景转变为互利共赢的区域性、全球性发展前景。这种差异化明确、制造业投资为主导的投资方式，将最大程度的达到投资回报预期，使得投资方企业得到投资反馈时技术得以进步。

四、企业对外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第一，使企业更多的接触国外先进的技术知识。国内企业采取积极的对外投资策略，特别是对于世界技术溢出密集领域的投资，使得国内企业有更多获得技术优化的机会，而且能够大量节省资金成本、时间成本，还会少走冤枉路。第二，降低了国内企业的研发成本。从研发支出分析，欧美日等发展国家始终都是位于世界前列的，每年投入资金多达数千亿，而我国受经济发展能力限制，投入经费无法与之相比。因而，选择直接投资战略，能够降低研发经费开支，并且获得极大的时间优势，以最短的时间获得国内想要的技术成果。第三，使企业迅速实现人才资源的聚集。人力资本是科技创新活动的关键因素，对于企业而言，高素质的科研人员或团队能够为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另外，企业跨国经营战略能够产生资源整合效应，为国内培养大批具有国际管理经验的领导者，他们不仅在国外开疆拓土，还能够在研发合作当中占据主动优势，让国内企业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价值。

五、企业对外投资对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不管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还是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的提升本国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种方式为我国科学水平的发展注入了动力。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对科技水平要求的越来越来，这种方法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科技发展的需求。通过建模的方式来研究我国对外投资水平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为我国是否加大对外投资提供参考。

（一）模型的建立

为分析对外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我们引入全生产要素的概念，全生产要素（TotalFactorProductivity）指的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各个要素的总体生产效率，它反映了企业技术升级、管理方式改变、企业结构转型升级、产品质量提升的综合能力。因此，全生产要素的提升代表着该企业技术进步的水平。关于对外投资对技术进步影响的定量分析，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发现，对外投资对于技术进步具有一定的影响，此外，研发存量、研发人员数量、国内生产总值也会对技术进步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建立了如下模型：logTFRt=c+αlogSt+βlogOFDIt+γlogPt+δlogGDPt+εt（公式3）式中OFDIt表示对外投资存量，GDPt表示国内生产总值，Pt表示研发人员数量，β可以将其理解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对全生产要素的弹性，如果β数值大于0，则说明我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能够学到企业先进的技术，促进了其技术水平的进步。如果β数值小于0，则说明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将国内先进的技术往外输出了，从而削弱了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

（二）模型的分析

全生产要素（TFP）的计算公式为：TFPt=Yt/αKtβLt，其中Yt是我国在时间t阶段的产出，计算公式为：Yt=AtαKtβLt（At为企业时间t内的技术水平高低，Kt表示企业时间t内的资本投入，Lt表示企业时间t内的劳动力，α表示资本的产出弹性，β表示的为劳动力弹性）。其中根据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通常α、β的值可取0.6、0.4，其他数据可根据我国各个年度的统计年鉴查的，假定1993年基数为100。通过查阅我国历年统计年鉴，得到研发存量（S）、对外投资存量（OFDI）、研发人员（RD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数据。

（三）实证的结果分析

将所计算的数据代入SPSS软件进行计算，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如下结果：logTFRt=0.603+0.167logSt+0.158logOFDIt+0.158logPt+0.441logGDPt，从回归方程可知β为0.158，说明企业对外投资存量增加1%，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就要增加0.1581%，可见对外投资对于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α值为0.167，这说明国内研发存量增加1%，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就要增加0.167%。系数γ及系数δ均为正值，说明研发人数跟国内生产总值对于技术进步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研发人数的P值为0.13，说明研发人数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性不明显。

六、结论

对外直接投资 篇8

关键词：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府职能；风险管理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国有企业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黄金时期”，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国有企业抓住时机，扩大投资规模，改善投资结构。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不断加快“走出去”步伐的同时，在海外频繁遭遇各种阻力和限制，常被质疑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有强烈政治目的。面对指责和质疑，我们应当做的是进行理性的分析。因此，本文以我国的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国有企业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知识，着重研究国有企业在外现状和制约因素，并给出相关的建议，为以后的企业在外进行投资提供经验。

一、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21世纪以来，以我国国有企业为主导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的特点。如今，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拥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个别企业在某些方面也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象征。(一)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成绩。如果说1992年的改革开放使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2001年加入WTO使中国走进了世界。那2013年的“一带一路”战略无疑使中国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目光，2013年~2016年中国对世界的直接投资净额明显呈上升趋势；对亚洲、北美洲的投资净额增加；由于非洲战乱频发，近年来减少了对非洲的境外直接投资，说明了我国已经有意识到境外安全对投资的重要性了。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深化，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大致呈上升趋势，对外合作金额和完成营业额逐年上升，说明，我国很多企业已经适应了境外的投资环境，同时能很好地完成承包工程业务，为企业带来了经济效益。同时，劳务合作派出人数几年来一直呈稳定趋势，这也增加了我国的就业机会。(二)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问题。虽然我国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没有全面考虑境外投资安全。一个境外的投资项目，最关键的就在于投资国能否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而中国目前在对外投资承包工程上的主要市场如中东、北非地区局势依旧动荡，这些地区的不稳定因素给我国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其次，没有考虑一些能源项目发展对投资国环境的不良影响。由于我国多数的国有企业大多数以资源类企业为主，这就使企业在对外投资建设中往往忽略能源资源利用等对投资国环境的影响。部分国家为了防止境外投资对本国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在环保、属地化经营、市场准入等方面对外国投资项目和企业的要求和限制日益增多。如：文莱能源部要求外国石油公司更多通过本国公司进行采购和维护，同时要求中国企业增加对本国的就业贡献。最后，部分国家受到“中国威胁论”影响。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部分国家对华政策开始发生转变，他们认为中国如今的快速崛起会对本国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常以保护本国命脉产业为由，出台各项法律并在各个层面设置多种审查，企图阻断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而这些不利的源头莫过于“中国威胁论”。部分外媒恶意诋毁中国制造，对中国商品进行各种猜忌，惧怕市场竞争。构筑各种贸易壁垒阻止中国商品进入该国市场。可是他们却忽略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个国家在商品制造过程中互利互惠的事实。

二、制约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主要原因

虽然，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存在问题的原因具体可以从外部原因与内部原因两个角度分析。(一)制约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外部原因。1. 国有企业投向国的政权不稳定。一方面，由于非洲的政治动乱问题，我国在非洲的一些投资项目被迫停掉，而这些项目给我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另一方面，政治危机会对我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产生了严重影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不断发生。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出口的商品质量越来越高，这就使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市场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商品的抵制力度。同时，特朗普的上台也给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一定的影响。美国时间2018年3月22日下午，特朗普正式宣布将对中国的多项产品征收关税，其中主要针对智能科技和通信产品，以及其他涉及知识产权纠纷的领域。特朗普宣布征收关税将涉及到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这是现代历史上美国总统对中国开出最大的一笔“罚单”，这也标志着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正式打响！特朗普这一举动为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2. 投向国经济环境危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经济基础脆弱。在东南亚，尤其是泰国，由于本国经济实力不强，无法抵挡过高的利率，从而使本国的经济项目上长期存在着逆差，本国自己无法调节汇率。同时，由于1997年的房地产的泡沫问题，泰国的一些金融机构还未从阴影中走出。由于受到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泰国的金融体系更加脆弱。3. 舆论效应。我国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中往往忽略了与当地民众、媒体的沟通。这就可能会使某些当地激进组织或者敌对势力利用这个问题给我国投资项目上带来一些不良影响。如中国在参与缅甸最大的水电项目时就曾遭到恐吓。这就严重损坏了我国企业在国外的利益。不仅如此，由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多是矿产、能源等方面，许多投资国政党为了迎合当地选民，不惜一切地推出保护本国资源的条令，这也给中国的对外投资扩张带来了不利影响。(二)制约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内部原因。1. 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单一。随着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愈演愈烈，各个国家的对外投资方式也逐渐多元化。但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仍然以跨国并购、追求独立或控股为主。可是实际上对于股权来说，现在大部分的国际企业的股权由于上市，基金投资参与等原因非常分散，所以我们只要能拥有对公司的控制管理权就可以。如果担心未来会发生恶意收购的局面，大可以和公司其他股东进行协同效应，或者寻求专业的金融机构进行股权保护。因此，应尽力做到对外投资方式的多元化。2. 国有企业在外投资的管理不完善。我国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时往往忽略了整合之后的企业管理。基本都是从人才角度出发，仅保留原来的高层或者直接吞并整个团队并进行垂直化管理，这就忽略掉了企业的管理制度、规模、结构等，只一味地照搬照抄国内企业制度或者一些跨国企业公司制度，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考虑投资国当地的投资环境。3. 企业缺乏对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清晰认识对外直接投资是否适合企业的发展、企业有没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国市场如何、应采用哪种方式进行投资等，这些问题都决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因此，我国企业在投资前应全面地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因素，努力提高自身的风险防范能力，从而提高竞争优势。

三、积极促进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个企业想要发展壮大，都必须适应企业所在国的实际国情。可以说，企业的外在发展离不开政府，这就需要政府能够发挥好自己的职能。同时企业自身也应该明确自己的位置。(一)灵活运用经济手段。在经济运行上，可以说政府的一些行为直接影响经济领域和市场空间，政府需在领导时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准备，给予企业的相关经济扶持。财政上应扩大财政方面的支持，加大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财政预算，根据一定需要，通过财政转移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对国有企业实行财政补助；税收上应完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管理，逐步实行合理的优惠政策。如：关税优惠政策、所得税减免政策等。还要加强投资保险，进行定期评估、调整、完善、扩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信用保险额度。(二)完善政府监管职能。在政府体制上，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投资环境，我国政府应该建立一部适合我国实际情况同时又能与国际接轨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该法能给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主体、财政财务等进行明确的规定与要求，能更好地保证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另外，政府需在原有的管理体制上作出相应的改变，在执行相关职能时应更多地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同时积极引导企业，给予企业相关的政策扶持。(三)提升企业自身实力。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时，必须熟悉投资国的环境，遵守投资国的金融规则和法律法规，同投资国的人力资源与营销舆论网络进行友好的合作，尽力争取到当地政府的支持，较好地利用当地政府给予外来企业的优惠政策。另外，在进行投资活动时，主动融入当地社会，因地制宜，找到一条适合自己企业发展的道路。(四)完善境外安全预警机制。在风险预警上，由于当前世界战争动乱与政治阻碍频有发生，谁也无法保证企业投资国境内会发生哪些威胁。为此我国应建立健全的风险预警控制体系，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管理，以保障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利益。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各类的管理人员、技术人才等都陆续外派出国，如何保护这些外派人员的人身安全就成了重中之重。因此，我国应做好境外的人员安全管理，加强对境外的安全预警与防范，完善好各类应急处理工作。

【参考文献】

[1]綦建红。国际投资学教程[D].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2]董瑾，彭红斌。跨国公司概论[D].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3]张建红，周朝鸿。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制度障碍研究[J].经济研究，2010(06).

[4]裴长洪，樊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特定优势[J].中国工业经济，2010(07).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 篇9

一、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影响的理论回顾

（一）市场结构的决定理论

在产业经济理论中，一般将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概括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进入壁垒、企业合并和市场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杨沐，1989）。贝恩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统化地提出了进入壁垒的概念，并将进入壁垒的形式概括为三大类：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异优势、规模经济优势（Bain，1956）。斯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就是指在每一产量或部分产量中，必须由寻求进入的厂商承受而已有厂商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即已有厂商相对于新进入厂商所拥有的优势（如在市场需求、成本条件等方面）就是进入壁垒的表现形式，且是已有厂商拥有长期垄断性收益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市场条件的不对称，已有厂商和新进入厂商所面临的需求和经营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会存在行业的进入壁垒（Stigler，1968）。

德姆赛兹则将进入壁垒的存在与政府的行为、势力相联系。他认为，结果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的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任何限制都会产生进入壁垒，或换句话说，凡不是由市场自然产生的政府限制活动所造成的经营成本的额外增加，就表明存在进入壁垒（Demsets，1982）。德姆赛兹还提出“所有权进入壁垒”的概念。按照这一概念，只要产权存在，壁垒就存在，壁垒的撤除有可能损害原有厂商，而这一损害并不是天然正当的，德姆赛兹认为“所有权进入壁垒”不是保护原有厂商，就是保护新进入厂商，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有这种保护，而在于以总效率提高为标准，判断给予哪一方以什么样的保护。以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的出版为标志，产业组织理论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论（Tirole，1988）。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博弈论，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作为以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个体间竞争和冲突为基本分析对象的数学理论，博弈论为研究厂商的市场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别对寡占行业尤为合适。近年来，博弈论模型已几乎触及到了市场研究的各个方面，如市场卡特尔和价格联盟、价格歧视、一体比、产品差异、不完全信息、技术创新竞争和市场出清机制等，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二）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关系

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的发展，产业组织理论的应用研究领域更加广泛。以产业组织理论为指导，探索FDI和市场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相关研究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FDI与市场集中。普遍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外直接投资进入与东道国的目标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迹象更为明显。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比较看，在同样的FDI进入下，发达国家市场集中度要略弱于发展中国家（张纪康，1998）。

2.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进入壁垒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进入壁垒方面研究还比较新。邓宁（J.Dunning）1975年首先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入效应分成了两个部分：直接投资进入对厂商数量、规模格局、进入壁垒的影响；进入之后导致的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包括在母国市场的反馈效应和东道国的前馈效应）。1993年，邓宁就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3.伴随FDI的市场结构跨国传导。凯夫斯认为，由于投资国与东道国通过投资而建立起来的双边相互依赖使投资国的寡头市场结构有向东道国传导的趋势（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场中寡头间的相互依赖格局随着寡头们向相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跨越了国界。

4.FDI进入后的东道国市场结构变迁。弗农按照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一个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产业市场结构动态转换模型（Vernon，1977）。即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凭借各种优势建立起来的最初垄断地位，将随着跟随者的进入（包括其他国外厂商及较晚进入的当地厂商）而会转为寡头垄断或竞争；然后再随着当地厂商的工艺模仿、走向成熟而使东道国市场最后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5.直接投资进入的阶段特征及其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在有国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外资进入的方式和东道国原有的产业市场结构。外资进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资或兼并收购进入、初次进入或第二阶段进入。就初次进入而言，弗农认为，东道国原有厂商的市场份额将随着来自国外的进入发生而下降，但劳尔却有不尽相同的观点。劳尔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不管是初次进入还是第二阶段进入，都将因其拥有的更大规模、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术、工艺、更多样化的产品及在融资、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更高份额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

贝尔曼和邓宁等列举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种目的：寻求自然资源、占领当地市场、寻求经营的高效率、竞争策略的考虑（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进外资是中国开放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一国能否有效引进外资，除了取决于该国的政局稳定程度、资源丰裕程度、劳动力价格、市场规模等因素之外，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垄断为特征的FDI进入必然对我国相关行业的市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一）FDI对规模经济的影响

达到有效的规模经济所要求的水平会推动市场集中，政策决策者的目标是既要利用规模经济，又要保持市场的充分竞争。

在市场需求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随着FDI的进入，行业内在位企业数量增加，平均的企业规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场开放除了带来外来的直接投资之外，也带来了更新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需求。更新的技术使生产可能性曲线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则从需求方面为扩大规模提供了条件。因此，FDI对国内规模经济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关于FDI对规模经济影响的典型案例是汽车产业。据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达200多家，平均生产规模为二百多辆/年，最小企业的仅为年产十多辆，规模经济效应根本无法体现。随着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经过一段时期的竞争，国内汽车制造业优胜劣汰，存活企业的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如美国通用在上海的投资10多亿美元生产别克轿车，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辆，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规模。

（二）FDI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资。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完整、部门比较齐全，FDI进入之初一般都会使国内市场集中度降低，从而促进市场竞争。

同时，在我国有两种情况导致跨国公司在华新建投资提高了市场集中度：一是跨国公司的产量超过国内厂商所生产的数量，二是因为跨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是全新的产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计算机产业为例，90年代初国内厂商还无力进行自主开发，结果国外产品迅速抢占了我国计算机市场，跨国公司大有垄断我国计算机市场的趋势。这种状况直到90年代中后期国内联想等厂商引进和自主开发之后才开始改观。另外，我国的汽车工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幼稚行业，FDI所带来的产品一般都是国内空白的产品，如80年代德国大众进入我国汽车市场之时，基本上垄断了我国的中档轿车市场，90年代末，三资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约占整个行业的65％，创造的利润占整个汽车行业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国公司把目标主要集中在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在外资并购过程中，这些企业大量让渡股权，低价甚至无偿出让品牌、商业信誉、原材料、供货渠道、产品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资的进入门坎，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同行业的国内其他企业面前树起了竞争巨人。如柯达进入中国市场时，对我国除乐凯之外的感光材料实行了全行业的兼并，从而很快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而且我国政府承诺在4年内不批准其他国外厂商在中国的投资。柯达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达到了37.4％，超过了富士（25.6％），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随之提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规模以及持续增长的能力、跨国公司的市场绩效以及对当地厂商长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影响、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贸易品的进入、东道国本地厂商对FDI的反应以及本地厂商的技术开发和模仿学习的能力、东道国市场其他竞争者的数量和规模。

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之后，其他跨国公司也会采取跟进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没有赋予跨国公司独占权，单一的跨国公司不可能长期控制我国的某一行业或产品的市场。如通讯行业，国际著名程控交换机厂商纷纷加盟中国市场的竞争，如AT&T、爱立信、北方电信、西门子、NEC、三星、阿尔卡特、诺基亚等国外厂商都在中国抢占滩头阵地，到1995年底这些企业的年生产能力占到了全国程控交换机生产能力的70％，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以上。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竞争的同时，民族企业奋力抗争，积极利用跨国公司之间残酷竞争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在程控交换机行业，国内技术最早实现突破，发展最为成熟。大唐、华为、金鹏、中兴、巨龙等公司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不断推出新产品。1998年以后，国内厂商不断从国外厂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场份额开始大幅提高，国外厂商垄断我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局面开始被突破。

在跨国公司刚刚开始进入，我国一个行业中只有一两家跨国投资企业时，的确存在跨国公司的市场集中度很高的问题。例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较长时间内几乎是我国中档轿车的唯一生产企业，产品价格也处于相对高位，但是随着众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它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一汽捷达、二汽富康都与上海桑塔纳展开竞争，桑塔纳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降。

从彩电业看，在大屏幕彩电上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曾经达到60％以上。但是，以长虹为首的国内彩电厂商不断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努力推出新产品、提高质量、完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夺回了市场。到1998年，我国彩电市场集中度CR4达到63.3％，国外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国产品牌占领。

（三）FDI对进入壁垒的影响

市场进入壁垒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垒，另一方面是来自在位企业的经济性壁垒。

随着FDI大量增加，来自各方的力量会促使我国不断地降低对外商的政策性壁垒，减少对外商进入的限制，从而大大促进市场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市场进入壁垒也会同时随着FDI增加而提高。

1.FDI进入提高与成本有关的进入壁垒

先期进入的跨国公司凭借其庞大的自有资本优势和多渠道的融资渠道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提高了行业的平均必要资本规模，对于潜在的进入者要想达到在位厂商相同的成本，其资本必要规模至少要达到在位者的规模。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如果没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内厂商要想进入高档轿车市场必须达到通用生产规模，否则会面临成本的竞争劣势。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之前相比，这同样也提高了国外厂商进入我国高档轿车市场的进入壁垒，虽然相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具有垄断优势和雄厚资金实力的跨国公司更易于跨越这些壁垒。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以及高度垂直一体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关键的资源，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优势在供应资源上享有价格优势，FDI可以提高绝对成本壁垒。如我国计算机产业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而在我国进行生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电子产品的垂直一体化生产，因而在我国生产计算机的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内部的分工取得廉价的中间产品，对于在国际市场采购关键中间产品的国内厂商来说必然在这些中间产品上存在成本劣势。

2.FDI提高了国内市场的产品差别化壁垒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跨国公司全产品系列化的投资在产品空间上构筑起了对潜在进入者的高进入壁垒。一是因为进入者进入时难以找到足够的产品空间，挤入已有的产品空间必须付出比在位厂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为在位厂商的多样化产品可以进行风险成本的转移，在竞争对手进入之时可以采取灵活的竞争手段以阻止进入者的进入。比如汉高公司在华建立了11家企业生产金属（★）化学品、民用粘合剂、家用洗涤品、化妆美容品和工业用油脂化学品，汉高的6大系列产品5个已来到中国。

（2）FDI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实行多品牌的战略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以我国的洗发护发用品市场为例，自从美国宝洁公司在1988年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很长时期处于市场主导地位，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宝洁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战略形成了产品差别化壁垒。“海飞丝”、“飘柔”、“潘婷”、“沙宣”等，这几大品牌占据了洗发护发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间，品牌之间既有竞争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协同保护的功能。潜在进入者要想在这已有多种品牌占据的特性空间找到能获利的需求空间难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织地对特性空间的占有使进入者的渗透成本很高。

（3）FDI因为消费者的偏好忠诚而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必然花费更多的广告推广费用才能把消费者从跨国公司吸引过来。如可口可乐进入我国之后的碳酸饮料市场。

3.FDI提高研发、广告上的进入壁垒

跨国公司研发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复制和在跨国公司内部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在国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发上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化销售中分散研发的成本。同样，在广告上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对于某些标准化的产品，广告可以向子公司的产品延伸。因此，跨国公司不仅本来在研发实力上强于国内厂商，而且进入我国市场时可以利用研发和广告上的规模经济在我国市场上构筑进入壁垒，在相同条件下，潜在进入者要以更高的研发和广告支出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三、结论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场结构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具有双重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结构的构成要素（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度、交易成本等）是决定贸易流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FDI的进入也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具体影响的程度，则有赖于进一步以数据来进行更深入的实证，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详细的研究。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十分注重其理论的政策含义的研究。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方面，促进国内市场结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竞争条件（规模、技术、成本、信息、资本获得性等）不同，导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样。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防止部分企业滥用垄断势力，必须设计一套适合WTO要求和中国国情的竞争政策。

【参考文献】

[1]李太勇：《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北京]《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11期。

[2]王洛林：《2000中国外商投资报告——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3]杨沐：《产业政策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

[4]张纪康：《国际直接投资：壁垒。进入。效应》.[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5]Bain.J.，1956：BarrierstoNeuCompetition.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

[6]Behrman.J.N.，1972：TheRoleofInternationalCompaniesinLatin.America：AutosandPetro-Chemicals.Lexington.MA：LexingtonBooks.

[7]Caves.R.E.，1974：IndustrialOrganization.inJ.H.Dunning，ed.，EconomicAnalysisand

[8]Demsets.H.，1982：BarrierstoEntry.AmericanEconomicReview.72：47-57.

[9]Dunning.J.H.，1993：MultinationalEnterprisesahatheGlobalEconomy.Workingham：Addison-WesleyPublishingCo.

[10]Lall.S.，1979：MultinationalsandStructureinonOpenDevelopingEconomy：TheCaseofMalaysia.WeltwirtSchaftlichesArchir，115.

[11]Stigler.G.J.，1968：TheOrganizationofIndustry.Homewood；Ⅲ：RichardD.Irwin.

[12]Tirole.J.，1988：TheoryofIndustryOrganization.Cambridge，Mass：MITPress.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 篇10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2.就中国政府的初衷来讲，进行海外投资是为了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是为了带动出口的增长。从目前看，只要是具有贸易创造效应的海外投资，政府都应该而且也会给予政策上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