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散文【精选7篇】》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179]、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以下是勤劳的小编为大伙儿整编的鲁迅散文【精选7篇】，欢迎参考阅读。

鲁迅的散文集 篇1

1、百年树人。释义：树，种植、栽培。比喻培养人才是长期而艰巨的事。

2、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去世于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浙江绍兴会稽县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1921年发表中篇白话小说《阿Q正传》。1918年5月15日发表《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小说。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鲁迅的作品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 ；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等。他的作品有数十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并有多部小说被先后改编成电影。其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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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散文集 篇2

这便是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它拥有一股深深的吸引力，不容你抗拒。

《朝花夕拾》可以说是我看过所有散文集中最好的一本，十篇故事，篇篇精彩。我能看到，书中的灿烂如朝阳的金色和斑驳若残影的黑色，当不安和战乱席卷了那个年代，当黑暗和残忍吞噬了那个空间，人们在战栗，在哭泣，在背井离乡，在无助的祈祷！祈祷他们可以拥有一点可怜的抚慰！！在这个时候，那些平常口口声声说爱民，亲民的官呢？那些大腹便便走街串巷的富翁呢？虚伪的面容不能掩饰心里的丑恶，鲁迅先生看透了这点，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受到倍加迫害，在悲哀的阴影下，鲁迅先生用笔点燃了那一丝光芒，使更多迷途的灵魂找到自己该走的、正确的道路，那就是——革命！在那个时候，人们拿起武器，脱掉羊的皮毛，向企图夺走中国这片广阔土地的侵略者，露出了他们不屈的心！

“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

创作《朝花夕拾》时鲁迅已是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等文，愤怒声讨反动政府的行径，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不得不过起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先后避居山本医院、德国医院等处。尽管生活艰苦，还写了不少的散文诗和《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等三篇散文，它们后来与鲁迅在惨案发生之前写作的《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收入了散文集《朝花夕拾》。1926年9月鲁迅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请，南下教书，但他在厦门大学只停留了四个多月，因为他发现厦门大学的空气和北京一样，也是污浊的。 鲁迅在这里见识了种种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鲁迅虽然不喜欢厦门大学，但他对自己担任的课程却倾注了全力，他上的课很受学生的欢迎。在繁忙的教学之余，鲁迅写了很多作品，这其中就包括《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锁记》《藤野先生》和《范爱农》五篇散文。这五篇散文与在北京创作的另五篇散文就构成了《朝花夕拾》的全部。

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

在《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鲁迅先生以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孩子的视点，叙述了这沉闷的一切。

百草园是少年鲁迅的乐园，百草园里长着碧绿的菜畦，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有在树叶里长吟鸣蝉，有伏在菜花上的肥胖黄蜂，有忽然从草间直窜云霄里去轻捷的叫天子。在园子里的少年鲁迅经常搬来凳子，爬上大树，在树叉上坐下，寻找着鸟蛋，大人来了，他又到草丛里去趴着，在青草的掩护下与大人捉迷藏。冬天，下了雪，他又会照着闰土爹的方法，玩雪和捕鸟，无奈，每次所捕得的鸟少之又少。

但是，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年少的他，被父母送到了私塾去，是因为什么鲁迅不知道，他知道的，只有他将跟他那些可爱的花鸟鱼虫说“Ade!”

就这样开始了他乏味的私塾生活，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要他读的书越来越多，对对子也从三言渐渐加到了七言，少年鲁迅的心里未免有些愤愤不平，本来我应该在树荫底下大口吃西瓜的，现在却坐在这间大牢笼里，读那些长的细胳膊细腿，让人一看就烦的课文？！于是，为了填满他自己的心里不平，于是想方设法的钻空子，找时机，以便能出去折腊梅、寻蝉蜕、玩甲套、描绣像，但玩不了多长时间，就被先生用眼睛给瞪回来了。然后在牢笼里继续念书。

这简直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把本应该玩耍的孩童送到牢笼里去读书，用那些陈词滥调来消磨孩子们的天性！难道家长们都认为家里出来个只会读书的书呆子是一件可喜可贺事吗？难道家长们都认为他们是学习的机器吗？儿童时代已经远去，留在他们心里的只有深深的遗憾，难道这种结果是做父母所想要的结果吗？！

坐在那里，看着头顶上不知被缩小了多少倍的天空，孩子们心里怎么想？他们可能会嘲笑自己，“呐，我可真像只青蛙，井底之蛙。”也可能会愤怒“我不是呆在笼子里的鸟！”可没办法，自古有道“父命难为”或“母命难为”就算是再不情愿，也得硬着头皮读，所有的孩子都渴望自由，过分的束缚，只能让他们变得痛苦不堪，超过他们所能承受的负荷而已。

所以，请给他们点自由，然他们做回真正的自己。

当迷雾笼罩了这片土地，将本该正确的事情扭曲。

鲁迅的散文集 篇3

1、夕就是傍晚的意思。

2、《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是现代文学家鲁迅的散文集，收录鲁迅于1926年创作的10篇回忆性散文，1928年由北京未名社出版，现编入《鲁迅全集》第2卷。

3、此文集作为“回忆的记事”，多侧面地反映了作者鲁迅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形象地反映了他的性格和志趣的形成经过。前七篇反映他童年时代在绍兴的家庭和私塾中的生活情景，后三篇叙述他从家乡到南京，又到日本留学，然后回国教书的经历；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种种丑恶的不合理现象，同时反映了有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旧中国茫茫黑夜中，不畏艰险，寻找光明的困难历程，以及抒发了作者对往日亲友、师长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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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散文范文 篇4

鲁迅散文诗集是《野草》，散文集是《朝花夕拾》。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男，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曾字豫山，后改豫才，曾留学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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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散文集 篇5

【关键词】鲁迅 《希望》 青年 然而

《希望》写于1925年1月1日，后被收入散文诗集《野草》。鲁迅在新年伊始写下看似代表希望的散文诗《希望》，然而关于《希望》的创作动机，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的阐述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1]”

在短短的八百二十字中，转折词“然而”出现了八次。究竟“然而”的背后隐藏着鲁迅怎样的呐喊？本文将从转折词“然而”探讨“我”这一艺术形象，进而把握《希望》的主题。下面，本文将选取其中的几个“然而”作分析。

从“然而”看“我”不愿屈服，失望但不绝望的个人形象

“然而”首先出现在散文诗的第二节。开头写道“我的心分外地寂寞”[2]，紧接着是“然而我的心很平安。”[3]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我”即鲁迅内心“平安”的状态，然而，这样的“平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内心平和，反观鲁迅所处的大时代背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反扑下，胜利的果实被皖系段祺瑞“临时执政”窃取。革命的一再峰起和失败，使鲁迅的思想经历了无数次希望与失望的交替。

鲁迅在《热风・题记》中感叹：“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 [4]在鲁迅失去人生方向的时候，与羽太信子的冲突又衍化为与好兄弟周作人的决裂，因此他格外痛恨羽太信子。于是，因多次救国失败及与兄弟周作人的决裂，鲁迅深感寂寞与无奈，但是“然而”的出现，否定了鲁迅内心的寂寞，这种表面的“平安”“如同大海一般，表面平静和缓，然而可能激起狂风大浪，这种平安的状态下面其实存在着深深的不安，生命的苍白单调之下掩埋着沉重和窒息的感觉。” [5]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6]上承鲁迅苍老的独白，下启鲁迅对曾经奋斗光阴的回望。看似是对未来雄心勃勃的鲁迅不复存在了，后面又紧接着用“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7]第二个“然而”的运用，囊括了鲁迅的青春期都充盈着希望，尽管希望缥缈，但鲁迅还是以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来面对，与这希望纠缠耗尽了他的青春。

当自身的青春消逝时，鲁迅还寄希望于身外的青春，“虽然是悲凉飘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8]这里的“然而”进一步说明鲁迅对青春的坚定，哪怕是看不到未来的青春，但只要青春尚在，就代表着希望仍存。

虽然鲁迅仍有重重的心理障碍，但他还是愿意扮演一个信仰坚定的角色。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更在公开的文章中写道：“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 [9]

解读裴多菲的“希望”之歌时，鲁迅写到“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假如一个人失去了青春，那么他就会失去希望。换句话说，拥有青春的人，拥有希望。这里的“然而”是鲁迅想以此来警醒青年人，不要浪费青春，不要消沉，要为拯救处于水深火热的祖国而奋斗。

另外，对《希望》里两次出现的“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 [10]和“青年们很平安。” [11]作一个自我的解读。从表面上看，这就像是一对因果关系，由于青年的不觉醒、消沉，鲁迅要一个人独自面对虚无，打破黑暗，昂扬着反抗绝望的激情。但不妨作这样一个解读：鲁迅作为思想启蒙的先驱，忍受着觉醒不被认可的孤独。但鲁迅却有天生的自我牺牲精神，他愿意带领青年去开拓，这主要体现于后来发生的“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鲁迅都极力保护学生，站在学生一方，甚至公然与官方政府作对。王晓明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中提及二十年代的鲁迅是带着面具呐喊，“因此，鲁迅就是心再诚，再想遵从启蒙主义的‘将令’，他内心的那些与启蒙态度并不相符的情感体验，还是会不由分说地涌上笔端。” [12] 但鲁迅在《两地书・四》中写道：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

“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 [13]

由此可知，“我”即鲁迅是极力想要摆脱虚无与黑暗，否定绝望的，虽然鲁迅在《希望》中没有提及究竟他是抱着希望还是抱着绝望，但从“我“的艺术形象来看，鲁迅是虽曾失望，但一直怀抱着希望，不愿屈服，并给予青年力量，鼓励他们要觉醒，共同来反抗绝望。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56.

[2][3][4][6][7][8] [10] [1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77.

[5]裴军。借《希望》谈鲁迅的“希望”精神[J].芒种，2012（2）42-43.

[9]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82

[12]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鲁迅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59-60.

[13]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0-21.

【参考文献】

[1]贾小林、喻祖权。孤独者韧性的抗争――鲁迅《野草・希望》解读[J].中学语文，2015，4.

[2]李何林。鲁迅《希望》的主题究竟是什么[J].鲁迅研究动态，1983，7.

[3]兴万生。鲁迅《野草》与裴多菲《希望》诗[J]. 鲁迅研究动态，1983，7.

[4]季中扬。论鲁迅《野草・希望》的思想倾向性[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23（3）.

鲁迅的散文集 篇6

一、鲁迅对作品语言的修改：语言的应用像符合语境要求

鲁迅先生精益求精地对待自己作品的语言，他那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的精神，贯穿在整个创作实践中。学习、研究鲁迅先生对他作品原稿和改稿的大量改笔，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语言修改并不是单纯地增、删、改、换字、词、句，而是一种复杂的艺术活动，它往往要考虑到多种因素，不但观点要鲜明，语言要通顺，而且还要符合语境的要求。语言大师鲁迅在小说、散文、杂文的修改中有许多佳例。如：

（1）原稿：“谁吃的母亲？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吗？我们吃你的母亲？好！”他凸出眼珠，好像要化为枪弹，打了过去的样子。

“那里！……这……那里！……这……”青年发抖了。（《鲁迅手稿全集》）

定稿：……“那里！……这……那里！……这……”青年发急了。（《鲁迅全集》第六卷，《写于深夜里》第504页）

（2）原稿：上至王后，下至弄臣，也都恍然大悟，纷纷散开，急得手足无措，各自转了四五个圈子。（《鲁迅手稿全集》）

定稿：上至王后，下至弄臣，也都恍然大悟，仓皇散开，急得手足无措，各自转了四五个圈子。（《鲁迅全集》第二卷，《铸剑》第433页）

（3）原稿：他迎头就看见中央的方桌中间放着肥皂的葵绿色的小小的长方包，包中央的金印子在灯光下明晃晃的发闪，周围还有细小的花纹。(《く鲁迅全集〉校读记》)

定稿：他一进门，迎头就看见中央的方桌中间放着肥皂的葵绿色的小小的长方包，包中央的金印子在灯光下明晃晃的发闪，周围还有细小的花纹。(《鲁迅全集》第二集，《肥皂》第54页)

例（1）原稿中“发抖”是害怕得颤抖的样子，当然也可以说气得发抖，但从青年人的答话“那里！……这……那里！……这……”来看，又不像是气得这样的。改为“发急”，就是非常着急，急切的意思。“西装朋友”对青年的这一番问话，不仅蛮横无理，也叫人感到莫明其妙，令人啼笑皆非。青年面对这样的问话，不是感到害怕，而是对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急于想分辨、解释，但一时又找不到适当的言辞，所以才“发急”。因此，定稿中改为“发急”，很符合“青年”这个人物当时被问得不知所措时的神态。例（2）从上下文看，这一句是写“上至王后，下至弄臣”这一班人看到王头沉到金鼎里的时候，匆忙而又慌张地散开时的情形，主要突出其匆忙而又慌张的情态，而不是突出其散开时的纷乱。所以，将“纷纷”改为“仓皇”很妥当，另外，改后与下句“急得手足无措……”的语意也很吻合。例（3）的前句是“也终于跨进门槛去了”，不加“一进门”也可以，但加上后，是为了与后面的“就看见”形成“一……就……”这样的格式，说明四铭此时最关心的还是那块肥皂，也说明四铭太太将这块肥皂――他丈夫卑污猥亵的心理的标志，故意放到最显眼的地方以示众，所以四铭“一进门就看见了”，这样更有助于刻化人物的心理状态。

从以上例子中可以看出，鲁迅作品的语言修改，是很有技巧性的，而且都是在符合文章内容、人物形象及上下文的结构和语气的前提下进行的。

二、鲁迅对文章标题的修改：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制约关系

下面，我们再从鲁迅对文章标题的修改中，看看鲁迅锤炼语言的艺术，同时再观察一下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制约关系。

文章标题是文章的眉目，它能揭示出文章的主旨，也能显示出文章的格调和色彩，好的文章标题能给人以新颖的感觉和深刻的印象，并且富有吸引力。鲁迅文章的标题大都是经过精心锤炼的，而且为了适应特定的语境，可以改动。有的文章当时发表时没有副标题，结集时作者又增添了副标题的，如：《淡淡的血痕中》最初发表于《语丝》周刊上时，没有副标题，后来收入《野草》中，才加上了副标题――“记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作者在《英译本序》中说：“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就是说这篇散文诗是为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即“三一八”惨案而写的，这个副标题，是为了揭示这篇散文诗的题旨和作者写此文的动机及目的等因素制约下增加的。那么，让我们联系这种情境语境即这一特殊的历史时代背景――“三一八”惨案和作者极度的悲痛与愤怒的主观心情（即主观语境），分析一下这个副标题的含义。一般情况下，纪念都是对死者而言的，如《记念刘和珍君》，而这个副标题除了“记念几个死者”之外，还要记念“生者和未生者”，这又怎样理解呢？因为作者既对那些已死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又对那些“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的苟活者，觉得他们可怜且令人愤恨，这就是鲁迅对于“国民性”的弱点的一贯态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更重要的是鲁迅在这篇散文诗中，讴歌了“判逆的猛士”，期望未来的人们，即“未生者”要摒弃这“也欲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的生活状态和道路，要有一个崭新的生活状态和道路，成为“判逆的猛士”，这正是全篇的主旨之所在，加上这一副标题，就使正题“淡淡的血痕中”的内涵更深刻、更明确，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写这篇文章时的特殊心情。又如《逃的辩护》在《申报》发表时题为《“逃”的合理化》，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有人对学生的责骂而写成的。山海关失守，北平形势危急，各大、中学学生有请示暂缓考期、提前放假或请假离校的事。当时有自称“血魂除奸团者”，以此责骂学生“贪生怕死”、“而懦弱”。周木斋在《涛声》第二卷第四期发表的《骂人与自骂》一文中，也说学生是“敌人未到，闻风远逸”，“即使不能赴难，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鲁迅的这篇杂文就是针对这些不斥责政府不抵抗，反而镇压学生的爱国请愿活动，责骂学生正当的要求和行为的言论，并对这些予以批评，为学生辩护的，故改为现在的标题。原标题中的合理化，只是陈述“逃”的合理、正确，而“辩护”则是针对别人的责骂去辩解、维护。改后的题目语气强烈，色彩鲜明，符合表达者的立场、观点和感情。

鲁迅散文范文 篇7

但是，一种文体的出现与形成，绝非一个国度或民族独具的孤立的现象，而是内隐着深层的人类文化学机制，带有人类的普遍规律。文学中的各种文体，说到底，是人类在各种环境中不同生存状态的审美呈现、情感心态的表现形式、生命体验的物化形态，为了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和交流不同的思想情感而形成的不同话语秩序与文本体式。所以，考察某种文体的属性与特征时，不能仅限于一个国度或民族狭窄范围，而应作一次人类学的回归，在不同国度的文学比较、文体辨析中寻觅某种文体发生与发展、形成与演变的共性与差异，从文体发生学的人类学根源上阐释、分析某种文体的属性及其文化意味。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疑。

在世界散文史上，中国散文、英国随笔、日本小品堪称三座高峰。特别是英国随笔，世所公认为文学殿堂的瑰宝，文学属性无可置疑。而排除鲁迅杂文文学属性的论者，又多是英国文学造诣颇深、非常推崇英国随笔的人士。如果以英国随笔这一文体出现、发展、形成、演变的历史及其文学属性、艺术特征作为参照系，对鲁迅杂文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将会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其论证也会富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当然，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应是一种平行比较，不能牵强附会地发掘其中的影响。而这种平行比较，反倒更有益于发现杂文、随笔这一类文体本身所具备的属性、特征及其形成规律。

2

从人类文化学与符号学的眼光观察文学艺术史上的文体演变，就会得出这样的看法：文体作为按照一定的话语秩序形成的文本体式，实质上是人类一定的生存环境中为了表达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互相进行交流，而从事的一种符号的编码方法与体式。这种特定文体编码活动的最后操纵者，是所处时代的总体文化背景。一旦时代环境发生变化，既定的文体范型与语言体式就会与时代精神、社会心态失去对应性，产生矛盾与悖逆。于是，旧体难出新意，遁而作他体，文体的符号编码活动就必然出现变革，产生新的文体范型与语言体式。

英国随笔与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杂文，就是这样在各自历史时代的文化母体中孕育出的骄子。这种自由文体产生的外部条件有三个共同点：

一、时代环境，需要政治的松动与思想的解放；

二、物质载体，需要有报刊等现代传播工具；

三、读者对象，需要有企望革旧出新的读者群。

3

一种文体的产生，除了外部条件之外，还有文体自身运动的原因，需要适宜的民族气质的陶冶与文学土壤的培育，经历长期的积累与演化。

中英两国散文发达的原因是：从思维方式上看，都不偏重系统性的理论思维，而擅长片断、零碎、偶感式的机智发现；从民族气质与文学表现形式上看，都不侧重体系化的高深大论，而喜好随意、形象、感应性的灵活体式。

散文文体形成的内在原因是人的觉醒、自我的个性意识的复苏。17世纪初，法国蒙田的“Essais”被译成英文，传人英国，冲击了长期统驭英国散文的古罗马拉丁文模式，给英国散文注入了活力。其后，发生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种种变迁，积累了从培根到艾狄生、斯梯尔、斯威夫特、哥尔斯密、约翰逊等众多作家的写作经验，才在法国大革命的推动下，伴随着人的觉醒、自我意识的复苏，出现了以兰姆、赫兹里特、李·亨特、德·昆西方代表的19世纪浪漫派随笔，实现了文体的舒展解放，使重在抒写个性、表现自我的随笔式自由文体形成气候。从蒙田到兰姆，竟经历了二百多年！

中国的随笔式自由文体的形成过程更加漫长。从现有材料看，三千年以前写于商代的《尚书·盘庚》等篇章就已是最初的散文。以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汉初司马迁的“史家之绝唱”，魏晋时期的清峻文章，一直到唐宋家的传世杰作，都是上乘的散文。然而似乎都摆着架子，拘着套式，纵然到了宋代，出现了坡等人的随意小品，却总不能成气候。经历两千余年的曲曲折折，到了17世纪上半叶，才在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催促下，涌现出公安、竟陵派小品，成为文坛主流。晚明小品作家们，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冲溃了模拟古人的陈腐樊篱，吹来一股清新之气。试与19世纪出现在英国的浪漫派随笔作一番比较，就会发现中国晚明小品与英国浪漫派随笔这两种不同国度、不同时代、毫无关联的文学现象之间，在文体运动内在机制中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在人的觉醒、自我意识复苏的思想运作中实现了文体的舒展解放、自由随意。

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当经历了清代的严厉镇压与残酷统治，文人思想僵化凝固时，重在抒写个性、表现自我的随笔式自由文体也就随即灭绝了。直到20世纪初叶五四文学革命爆发，思想解放的洪流冲决了古文的禁锢，实现了的语言体式变革与人的自我意识的复苏、觉醒，这种随笔式自由文体才应运重生。

所以，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杂文，与英国随笔一样，都是外部条件与内部机制共趋成熟的情况下，适应本国的民族气质与文学积累应运而生的一种特殊文体。

4

这种特殊文体具有哪些特质？它算不算文学作品？算的话，文学属性表现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研究鲁迅杂文时遇到的疑难，也同样是英国文坛讨论英国随笔时总要产生的困惑。

英国散文的历史没有中国久远，对随笔这一文体的理论探讨却早于中国，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1916年出版的一本《英国随笔》(TheEnglishFamiliarEssay)在前言中开宗明义作出这样的界定：“或许没有人能够否定这种说法，Essay的定义既不能广泛包括散文的各种不同类型，又不能非常严格地区分Es-say的特性，使之与其它比较短的文章区别开来。试去看一看洛克的《人类悟性论》、兰姆的《论烤猪》、麦考莱的《华伦·哈斯汀斯》、卡莱尔的《关于彭斯的随笔》和安诺德的《美与智之融合》，就会发现这些多样的文学作品不属于任何单式的统一的文体，然而却被通称为essay。因为人们习惯地感觉到这些作品具有这样一种明晰的共性：essay的作者不涉及公事或系统性的思想资料，而是以个性化的坦诚的态度面对他们的题材和读者，所以随便的亲密的态度，关心日常生活的样式和伦理，倾注个人的感情和经验。因此，essay应该有一个更明确的限定——或许最好称之为“familiaressay。”

而早在1903年，一本大部头的《英国随笔家》(TheEnglishEssayists)就在扉页上印了赫兹里特的一段话，对familiarliaressay作了极为形象的描绘：“它不论述矿石或者化石，也不研究植物的特性或者行星的影响，它也不涉及信仰的形式或者哲学的体系，不热衷抽象虚悬的精神系统；然而，它与男人和女人的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记录他们的行动，追溯他们的动机，抓住他们的念头，描述他们个人的和无穷领域里的所有追求，嘲笑他们的荒唐，揭露他们的悖谬，‘像给大自然照镜子一样，反映时代的变迁与主潮，形势与困厄’；细致入微地表现我们的服饰、面貌、思想和行为；显现我们自己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的，又不是什么样的；在我们面前演出人类生活的全部戏剧。……它是最好、最自然的课堂……探求人类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已经成为什么样了，今后应该是什么样。”以上界定，本身就是英国随笔味儿的：不故作高深大论、系统辨析，只是随随便便说几句，宽宽泛泛划几条线，就非常明晰、极富趣味地谈清楚了。

对以上界定可以作这样的概括：essay，即英国随笔的第一特质是说理，是思想者的识见，属于一种论文。然而，其中所要表达的识见是个人的，而非公事的；是片断的，而非系统性的；是个性化的，而非公式型的；是为了与读者进行交流，而非旨在教训。因而，作者须“以个性化的坦诚的态度面对他们的题材和读者，抱以随便的亲密的态度，关心日常生活的样式和伦理，倾注个人的感情和经验。”也就是说吸取趣味性、形象性、抒情性等文学性质，以使群众便于接受自己的思想和识见。所以，随笔是一种多类文体交叉、渗透而成的特殊文体，一种理论与文学杂交的变体形态与杂糅形式，是人类进入近代、自我意识觉醒时为了自如地表达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自由地互相交流而采取的一种个性化的符号编码方式与随意性的文学写作体例。它应该算是文学作品，但是属于文学中的亚类，其文学属性主要表现为理趣。

以这种界定标准衡量鲁迅杂文，其文学属性就是不言而喻的了。鲁迅杂文的文学含量远远高于这个横竿。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些对英国随笔非常推崇的论者，反倒要竭力排除鲁迅杂文的文学属性，将其拒之于文学殿堂之外呢？这就不能不归咎于他们的政治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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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同是一种理论与文学杂交的变体形态与杂糅形式，是人类进入近代、自我意识觉醒时为了自如地表达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自由地互相交流而采取的一种个性化的符号编码方式与随意性的文学写作体例。因此，二者在文体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共同规律与共同特征。其中，最主要的共同规律是：因为都旨在真诚地坦露自己的个性，与读者自由交流，所以必然都反对各种陈套与伪饰，实现语言体式的明白与自然。共同特征则可概括为五点：闲、随、杂、散、曲。

闲。蒙田和英国随笔家们都爱自称“闲人”。蒙田在《自画像》中坦然宣称：“我悠闲，而且十分喜欢无拘无束，我是有心要这样做的。”鲁迅是最赞成勤奋的，他一定反对“闲”吧？恰恰相反，鲁迅也主张要有“闲暇”，认为“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他们之所以赞美“闲”，实质上是为了挣脱道统和教条的束缚，获得精神的自由与创作的灵气。中国古代的所谓“懒道人”、“拙叟”、“痴翁”以至老庄禅宗之类，也都与这种“闲”同源。“闲”，实在是人类智者的共性，写好杂文、随笔的第一要旨。这种“闲人”的素养乃是这种随意性文体的基础和灵魂。

随。既为“闲人”，就必随意。蒙田的随笔，随意挥洒，信马由缰，旁征博引，澎湃无涯。英国随笔家们也是越写越随便，越自如，越得随笔之妙谛。鲁迅也是深得此妙谛的，他在《〈自选集〉自序》中自称是“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在《怎么写》中又强调说：“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但是，人们往往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散文这种随意性文体强纳入所谓正轨。有识见的评论家和创作家们总在不断地敲响警钟，努力使散文回到随意自然的状态中来。

杂。鲁迅在翻译厨川白村介绍essay的文章时，把“E8saysofElia”译为《伊里亚杂笔》。这里的“杂”字极耐人寻味！表现了鲁迅对“杂”的钟爱。兰姆也同样极其喜爱随笔的“杂”色。他视17世纪上半叶的两部奇书——伯尔顿的《忧郁的剖析》和勃朗的《一个医生宗教观》为“枕中之秘”，潜心学习。而这两部书的最大特色就是“杂”。这是一种文体的“杂”，以论为灵魂，而杂糅进诗、小说、戏剧等多种文体的素质；是一种内容的“杂”，大至宇宙，小至苍蝇，东拉西扯，无所不谈；是一种色调的“杂”，赤、橙、黄、绿、青、蓝、紫，浓烈的，淡雅的，鲜明的，阴暗的，形形，驳杂搭配，而自成一体、别具一格。失去了这种“杂”，也就失去了随意性文体的本色。

散。“闲人”随意杂谈的文章，自然会是“散”的。不仅形散，而且神也散。只有神散了，才能自然呈现形态上的散。《空城计》中诸葛亮唱道：“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只有“散淡的人”，才能写出具有散淡美的好文章。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说：非对称性能表现空寂、孤远、闲静的美。英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英语“东倒西歪的表达方式自有它的美处”。这种非对称性美与东倒西歪的美，正是一种高境界的散淡美。蒙田的随笔，挥洒自如，巧横闲技，具有特别的散淡美。鲁迅的杂文，特别是后期的《病后杂谈》、《女吊》、《我的第一个师父》、《半夏小集》等，悠远、深沉，于不经意中谈出深刻的哲理，也具有一种炉火纯青的散淡美。

曲。随意性文体虽然随意、散淡，却绝不可直陋，须在曲折表达方面下刻意的功夫。蒙田是一位惨淡经营的文体家，是以曲折坎坷的心灵表达深邃内容的先锋。兰姆的随笔，装着随便的涂鸦模样，其实却是用了雕心刻骨的苦心。鲁迅的杂文，更是极尽“曲笔”之妙，下了极大功夫，才锻炼成精锐的一击。

为什么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在文体运动中出现了上述共同规律与共同特征？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回到开头所说的文体研究的人类学回归上去。因为随意性自由文体是人类为了真诚地袒露自己的个性、互相自然交流而形成的一种文学体式，所以必然反对各种陈套与伪饰，必然如斯威夫特所说的那样：“把恰当的词放在恰当的位置上”，用兰姆的话来说就是“从容于自运”。这样，这类文体也就必然呈现闲、随、杂、散、曲五种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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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英国文学专家张若谷先生发表过一个怪论，核心观点是：“与其当鲁迅先生是小说作家，毋宁说他是随笔作家的更来得恰当。”

这一观点当时受到一片反对。其实，这是一桩鲁迅研究学术史上应予重新评价的公案。张若谷的文章纵然有措辞欠准之处，然而对鲁迅并无恶意，并且从自己具有英国文学素养这一优势地位出发，对鲁迅最突出的成就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当然，鲁迅无疑是一位卓越的小说作家。他是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现代小说从他手中开始、又在他手中成熟，他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能列入世界小说名著之林的少数几篇中国现代小说之一，而且可以毫无愧色地列在首位。所塑造的阿Q典型，则可以说是惟一能立于世界文学典型画廊的中国近代文学人物形象。这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值得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但是，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倘若仅以小说作家的身份在世界文坛上排名次，鲁迅自然无法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也不能与巴尔扎克比肩，甚至与狄更斯、司汤达、福楼拜、雨果以及短篇小说大家莫泊桑、契诃夫等等也都难于相比。一个民族，正确认识本民族的文化伟人，给予恰当的定位，是一件非常艰难而痛苦的事情。人们往往喜欢单纯地从民族感情出发，把本民族的文化伟人定在最高位，使他们在所有领域都坐首席，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舒心。然而，文学地位是由客观实绩奠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不能因为鲁迅是中国作家，小说又在文学中占据重镇，就把鲁迅列在世界小说大家的一流行列。

但是，从世界散文史的视野去观察鲁迅杂文，情况就大不同了。仅以世界散文的高峰——英国随笔家们进行比较，就会发现鲁迅是无人可比的。就世俗批判与社会讽刺类作品而言，无论是讽刺的深度、成熟性，还是涉及的广度与作品的数量，鲁迅都超过了斯威夫特；就对社会感应的敏锐性报刊文章来说，鲁迅也远在《闲话报》与《旁观者报》的艾狄生、斯梯尔之上。若与擅长抒情的英国浪漫派随笔家相比，也更显其异彩：鲁迅能像兰姆那样娓娓动人地倾诉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人生世态，却无兰姆式的絮叨与琐屑；能像赫兹里特那样文思体势，磅礴如潮，却比赫氏更为凝重、节制；能像李·亨特那样趣味横生，构想奇妙，却比亨特博大沉雄；能像德·昆西那样具有敏锐、深邃的心理洞察力，却不像他那样有枝蔓冗长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