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散文的内涵及特征（通用6篇）》

5000年的沧桑绵长的历史陶尽了不尽的文化遗产。从流传至今的儒家文化到雄伟壮观的历史遗址。无疑不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优秀传统文化，方能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传统文化散文700字，希望能给您大家带来帮助。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这里是美丽的小编为家人们找到的文化散文的内涵及特征（通用6篇），欢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价值。

地方文化散文的 篇1

我的家乡在杭州，一座有上千年文化历史的地方，无论是山、是水，总蕴含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走在哪里都像在进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沿着苏堤、白堤漫步，便与文化扑了个满怀。站在白堤上，思绪仿佛回到了千年前。一位男子站在西湖边上，撸起袖管，一脚踏进了泥里，大声指挥着人民群众，井然有序地除西湖中的淤泥。他满头是汗，却依然精神抖擞，自己也时时参与着劳动，鼓舞着民众，好一派和谐的劳动场面！这位男子就是白居易，他在任杭州县令期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他工作认真负责，把杭州建设得焕然一新。他主持疏浚六井、修堤蓄水、载种花柳他把杭州建设成了“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理想之城，为杭州的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难怪，在他离任后，写下了“江南好，风景旧曾谙”的诗句，抒发了自己对杭州的怀念与喜爱。白居易的诗词与他给杭州带来的改变，无疑是杭州文化最有力的一张名片！

继续向前徒步，不过顷刻便到了岳飞庙。岳飞，一度是我们的民族脊梁与杭州的骄傲。岳飞参军后，一直坚持战斗在抗金的最前线，为挽救民族的危亡而英勇杀敌。他率领的岳家军”不畏强敌，独当一面，先后六次与金兵交锋，均获全胜，那种“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满腔热血与报国之志更是无人能及。“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他用一生的时间为祖国而奋战，他将名垂青史，也将成为杭州人都永远铭记的英雄！

家乡，无处没有文化的气息；我为家乡而骄傲，更为家乡深厚的文化而骄傲！

地方文化散文的 篇2

你知道中国人“开门七件事”吗？那便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的“醋”可是中国人必不可少的一味作料。中国的“四大名醋”分别为山西陈醋、浙江米醋、保宁醋和镇江香醋。我们家乡的镇江香醋可是四大名醋之首哦！这次春游，我们就去了镇江最有名的恒顺醋厂的醋文化博物馆。

一走进大门，就闻到了阵阵糯米醋的香味，原来工人正在品尝醋呢，我们随着导游的指点，进入了醋博物馆。导游介绍说：“镇江原本没有醋，这醋的由来还和杜康有关呢！”传说杜康开了一家小酒坊，做出了举世闻名的杜康酒，他的儿子黑塔常常帮助杜康做酒。有一次，他工作时因为太累便歇了一会儿，居然梦见一老人对他说：“你在二十一日的酉时揭开桶盖，琼浆就会诞生。”黑塔按时把盖揭开，见那桶里装了一桶酸甜的液体。他想二十一日也就昔嘛，加上酉不就是个醋嘛，于是醋便诞生了。

接着，我们来到了香醋的加工厂，只见这里有着一袋一袋的高级糯米，“原来镇江香醋是糯米发酵的！”我不由地惊叹。“镇江香醋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有同学发出疑问。导游笑着说：“做镇江香醋要经过几道过程。首先，要选择优质糯米，这是要经过严格把关，合格的糯米才能用来做醋。之后要让糯米里的淀粉吸水膨胀，使体积增加40%。第二道工序是蒸，这是为了让微生物利用得快一些，就要淋上冷水，加入一些酵母菌使淀粉糖化，发酵成酒精之后要利用微生物 使 发酵后的糯米成为醋醅，到最后再淋醋、杀菌，镇江香醋便完成了。”听完以后，我才明白原来小小一瓶醋要经过如此的步骤，还真不容易呢！

这次的春游使我开了眼界，也让我领略了镇江香醋的神奇。

文化文学 篇3

一、历代圣贤文化的人文精神影响南阳作家的文学理想和创作精神

南阳曾哺育和造就了“智圣”诸葛亮、“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商圣”范蠡等为代表的圣贤名人。作为南阳文化精髓的圣贤文化以鲜明深刻的人文精神和正统思想，对南阳作家的文学理想、创作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诸葛亮“人谋可胜天时”的进取态度、“志当存高远”的远大抱负，张衡在《同声歌》寄托的对圣贤社会的向往和忠君报国志向，张仲景以天下苍生为重的民本思想，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忠以为国”的作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和志士节操，都诠释着修齐治平的传统观念和忠君爱国的正统思想，所有这些无疑也深深浸染熏陶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南阳作家［1］。当代南阳作家大多出自农门，渴望“走出盆地”，在文学的天空振羽高飞，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负等，成为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和文学理想之一。如周大新将“为了人类日臻完美”作为自己的终极创作目标，“面对人类今天的不完美现状，作为作家，有责任用手中的笔去促进真正的完美早日实现”［2］。张衡在《二京赋》尖锐抨击统治阶级日益腐化堕落的生活，突破汉大赋“劝百讽一”的传统写法，表现出了倾注真情实感、批判揭露现实的创作精神。张仲景“见朝政日非”后发出“君疾可愈，国病难医”的叹惋，范蠡功成名就后，隐居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接济平民的行为，都成为南阳作家选择现实主义创作，关注家乡的人和事、抒发心中的爱与恨的行为典范和情感渊源。

二、藏量丰富的文化遗存激发了南阳作家艺术创作的灵感和激情

南阳文化遗存丰富独特，人文景观遍布南阳各处。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汉画像砖、汉代陶狗被誉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仅就汉画馆馆藏的汉代画像石而言，数量属全国之冠。汉画像以极致的夸张、奇丽的想象，把人的精神气质表现得玄妙幽深而奔放洒脱，把人的本质力量表现得尖锐犀利而结实厚重，让人感受到氤氲其中的汉代社会博大雄浑的人文精神以及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画中的神仙与神兽，则表现了人类朝气蓬勃的渴望和追求，是人类精神的外延和象征。《南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把汉画像、诸葛亮等列为重要原创题材的影视产品开发项目，整理出版《中国汉画像全集》，重点建设卧龙岗“三国文化源”、三国文化古战场遗址，规划建设南阳影视产业基地、荆紫关镇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等，这无疑是“文化强市”战略下，对南阳作家、文艺工作者和文化产业工作者提出的时代任务。数量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存，既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人文景观和开展文艺汇演的创意园区，又是激发文学创作灵感的打火石。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将南阳境内丹江口水库风景区、楚始都丹阳春秋墓群、楚长城遗址纳入其考古式叙事中。同样感遇南阳汉画像石，周大新创作了小说《左朱雀右白虎》，行者则有《灵石不言》一书。前者讲述了南阳的几个普通老百姓为保护汉墓文化遗产，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威逼，他们选择了“自灭自口”的方式，诠释了最朴素的民族精神；后者通过与汉画像石进行心灵对话，赋予古石以新的生命和时代意义，向世人展示了汉文化的光辉灿烂与博大精深，也展现了作家对历史精神和文明的深刻追问和探寻［3］。

三、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和民间曲艺为南阳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南阳的民俗文化是南阳民间历代相传、积淀而成的社会风尚和习俗，它承载和彰显着南阳子民最原始、最鲜活、最具生命力的精神因子，其中记载和传承下来的民俗文化现象，更是南阳文化的一种“活态人文遗产”。南阳还是河南曲剧的发源地之一，被称为戏剧之乡、曲艺之乡和楹联之乡，宛梆、越调、大调曲、三弦书独具魅力。南阳的民俗文化和曲艺传统为南阳作家提供了最具原生态、最具感染力的创作素材。如周大新的小说就对南阳的民俗风情做了细致真切的刻画，甚至成为南阳民俗研究的文本。他的小说《第二十幕》中关于立世和容容婚礼场面的描写，将南阳婚嫁民俗发挥得淋漓尽致：铺床歌、摸金豆、闹洞房……在这里，南阳大调曲子、民歌、独特的地方婚庆礼仪得到了鲜活展现。周同宾的《皇天后土》则以口述实录的语体把南阳方言写入散文，粗俗、泼辣、直白地展示当代农村“苦甜酸辣香臭腥臊”八味俱陈的美。“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通过多姿多彩的戏曲描写，以文献还原的形式展现了戏曲民俗生动的血肉和丰富的内涵。”他们的创作以其源于民间、扎根于乡土的本色带动了文学对南阳文化的展现，彰显着南阳作家群创作的艺术个性，为读者构筑出别具风情的南阳文化景观。南阳民俗文化也为繁荣曲剧创作、推动文艺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南阳戏剧家冀振东创作剧作20余部，其中《红果，红了》获首届曹禺戏剧文学奖等多项大奖。南阳著名剧作家徐清才创作的《三院禁约碑》是宛梆新时期代表剧目，也是宛梆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他被称为“河南戏曲界的传奇”。在全国艺术节上，现代曲剧《惊蛰》一举夺得文华新剧目奖等五项大奖，三弦书《抢辣椒》夺得群星奖，填补了南阳登上国家最高艺术殿堂的空白。

文化文学 篇4

对于文化这个及其宽泛的概念，很多学者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现代文化学之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定义文化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即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罗伯特·拉多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儿也都指出文化行为的模式化特性。[1]英国学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种经典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2]虽然定义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无疑文化具有极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几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3]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先生就充分认可了“文化传递”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是说，终极的目标。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4]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双关的翻译就很难用译语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在以下句子

“Ifwedonothangtogether,wewouldbehangedtogether.”中，hang一词在英语里既有“挂”又有“吊死”之意。而汉语中，没有等效得多义词。文学作品中这类双关现象尤为常见。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第二幕新王问哈姆雷特说：“我的儿子（son），你为什么躲在阴影里（shadow）。哈姆雷特用了一个双关来回答“too

muchsun”。这里的sun与son同音，是一种含沙射影的讽刺，讽刺哈姆雷特的叔父篡夺王权，又假意亲热。在翻译时，这一棘手的问题，最多只能用注释来告诉读者原文的巧妙又完整的含义表达，

原语的睿智用心则在直接译文中出现空缺。再如《苔丝》中，克莱尔抱苔丝、莱蒂、玛丽安、伊兹过河一节中克莱尔说：“ThreeLeahstoget

oneRachel”一句中，没有文化背景的读者就无法理解该句的含义。所以，译者不得不在此采用加注的手法。不胜枚举的此类例子说明这种语言与语言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翻译时完全的等值等效是难以做到的。本文将主要从接受理论的角度分析翻译中的文化传达。要解决该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分析和归纳一下这种文化隔阂的产生原因。

奈达把语言文化的特征分为五类：Ecology（生态学）、MaterialCulture（物质文化）、SocialCulture（社会文化）Religious（宗教文化）Linguistic

Culture（语言文化）[5]这显然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所以，造成中西文化差异的两个主要的因素也分别来自精神方面的思维的差异，与迥然的物质因素影响。

西方思维自苏格拉底开创思辩的方式起，惯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中国则偏重形象思维（此点在中西方文字形式的差别上可见一斑），加之迥然的历史及宗教传统、哲学思想、语言文化，使得对于原文的理解难度加大。当然这种挑战更加针对译者，对读者来说，只能体会其洋味了，让读者充分的体味这种文化差异也正是翻译欣赏的目标之一。针对与较抽象的思维影响来说，物质因素对翻译欣赏的影响更加琐碎，更加具体。诸如地理环境，传统习俗的物质化反映等几乎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翻译界有名的东西风之争就是一例。东风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和煦温暖的，代表着春天和美好事物。李商隐《无题》诗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东风是该是催开百花的使者，所以才有百花残而怨东风之感慨。有英译法为：

Harditwastoseeeachother--

harderstilltopart!

Theeastwindhasnoforce,

thehundredflowerswither.(INNESHERDAN)

It’sdifficultforustomeetandhardtopart;

Theeastwindistooweaktoreviveflowersdead.(许渊冲)

（参见许渊冲《中诗英韵探胜》）

这种译法在西方人眼中无疑失去了那种淡淡幽怨之韵。因为缘于英国的地理位置，东风在英国人的眼中是凛冽的刺骨寒风，而西风采温煦、和暖。这样的直译扭曲了中文的文化意境。

英国诗人JohnMansfield也有一首OdetotheWestWind

It’sawarmwind,thewestwind,fullofbirds’cries;

Ineverhearthewestwindbuttearsareinmyeyes,

Foritcomesfromthewestlands,theoldbrownhill,

AndApril’sinthewestwind,anddaffodils.

（这是暖风哟，西风哟，充满了小鸟的歌唱；

我每一次听到了西风，就不禁泪水哟盈眶。

因为它来自那西土，那苍老而暗黄的山峦，

西风吹来了四月，也吹来了水仙。——余光中译）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此译文中的西风无疑是个让人迷惑的意象，与整诗抒情的怀乡基调不符，显得形容突兀。而在英国的文化环境下则恰到好处。

对于具有文化内涵的地方，翻译中一般有两种出路：即：归化策略（domesticatingmethod）和以美国翻译论家LawrenceVenuti为代表的异化策略（foreignizing

method）。归化是采用民族中心主义态度是外语文本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语文化。在强势文化中较多采用这种方法。比如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翻译理论中注重强调译者的创造。他最有影响的译作《中国》（Catchy，1915）不能严格的当作翻译作品来看待，因为译文中没能充分的传达中国的文化。蒲伯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时也大胆采用了归化的手法，应用了英国读者所熟悉的英雄双韵体，和18世纪英诗中常见的词汇。译文中归化的现象很多，有的恰到好处有的却有弄巧成拙之嫌。鉴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必要的语序上的归化是很必要的。比如：History

onModernAmericanLiterature就要作必要的归化而译为“美国现代文学史”；同样中国俗语“情人眼中出西施”英译时就要调整语序以符合西语习俗，译成“Beauty

isintheeyeofthebeholder.”

与归化相比，在中国当代翻译中异化的手法更加常见。异化是指对文化价值观的偏离主义的压力下，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如上句中，“西施”这一文化内涵丰富的词（cultural

item）就被异化了。再如，英语中很多植物，尤其是花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如：金盏花虽然美丽却象征痛苦与悲哀。茉莉花在中国象征纯洁，入梦则没特别的指意，而在英国却象征一段浪漫的恋爱将至。在这种情况下贸然的归化将彻底遗失特有的文化内涵。所以只好采用注释的办法以指示(而非传达)“洋味”。

谈到我国的翻译史，异化与归化的例子都不鲜见。著名的傅东华的《飘》的译本采用的就是归化的手法，傅先生为了是文学作品深入大众，把作品中的主人公加上了中国传统的姓，译成了“郝思嘉”“白瑞德”……并解释说归化手法的“目的是忠实于全书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瓢》序）。严复译《天演论》论时，为了模仿中国史诗的风格故意将原文的第一人称改成了第三人称“赫胥黎”。张友松、张振先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译本中，（第十七章）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Ibetyoucan’tspellmyname,”saysI.

“Ibetyou,whatyoudareIcan,”sayshe.

“Allright,”saysI,“goahead.”

“GeorgeJaxon—thennow,”sayshe.

最后一句被译为“荞麦的荞，自治的自，清洁的清，克服的克，孙子的孙——怎么样，”他说。这种翻译在当今自然不太可取，但也提供了归化翻译的例型。以色列的特拉维拉派的Evan-Zohar的多元系统假说认为强势文化的多元系统内，译者往往采用归化，弱势多元系统内者多用异化或阻抗式翻译策略。[6]在英美这种强势文化系统内，归化翻译是一种强劲的流派，而在当今中国大规模的归化却并不可取，容易造成读者的心理误解。有着悠久的自闭传统的中国是一种弱势文化，边缘文化，翻译大都以西方为中心，着力于向读者介绍西方文化，传达翻译的洋味。异化的实例不胜枚举，如外国的人名地名等，文化内涵词语（cultural

items：即含有特定的文化典故、来源的词语）包括一些西方实物的象征性内涵（如：玫瑰一词原在西方文化下具有特定含义，后被中国读者普遍接受）等。

具体的翻译实践走过的是这样一条道路：从文本（含有原文化内涵）——译者——译者构造的文本（含被译者理解的文化内涵）——译者传达的文本（包括译者能够传达的文化内涵）——读者的接受（包括读者所能理解的内涵），也就是说翻译的终点是停泊在读者身上的，而文化翻译更是针对读者的。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指出“译文实际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译文文化背景+原作者的气质和风格+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7]

而翻译得成败只能有读者来校验。也就是说读者是所有以上的因素的综合衡量者。安德列·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要是译文读者看得懂。理想的翻译还要表达原文的言外意义，其中就包括文化效应。所以，文化效应的终点也是读者。由此可见，读者在翻译中的地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文化传达更应该是以读者为第一优先考虑。

事实上，重视读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西赛罗，在他的修辞三要素中就包括了听众，即：翻译工作中的读者。然而不同的读者会对同一原文的翻译做出不同的要求。精英读者（即：对原作的语言与文化背景了解较多，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内涵的较专业读者）对文化阐释的要求很低，不经处理的文化知识也不会造成理解的障碍，而普通读者则会对译者的文化传达的处理提出较高的要求。王宁老师在97年翻译与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上提倡翻译要走出知识分子的局限，走进人民大众，实现后启蒙，使中西方文化实现平等对话。这无疑是倡议翻译的读者群要以普通人为中心，走出精英圈的内部交流的误区。这个倡议对翻译实践的文化传达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奈达将翻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分析、转换、重组、与检验。[8]在检验的阶段无疑读者才具有最大的发言和评判的权力。校验的标准就是奈达的著名的“动态对等”或后来的“功能对等”。翻译是力争朝着“最高层次的对等”的靠近，而“最低层次的对等”则是基本要求。这些对等都受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限制。当代读者反映论，和接受理论都强调读者对译文的参与作用。在功能对等翻译中，译文受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是交际活动的参与者（在翻译道路的最后一环，也是决定性的一环）。当读者理解一篇译文时，他们因受姚斯的

地方文化散文的 篇5

说起我们家乡的西湖龙井，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清晨，太阳公公起床了，阳光照耀在美丽的茶山上，每一棵茶叶好像都被唤醒了，舒展着碧绿的叶子，伸着懒腰在风中起舞。

随着采茶工手指的跳跃，像在演奏动听的歌曲，一棵棵小茶叶像音符果实一样跳到茶蒌里。采茶工“弹琴弹完后”满载而归。

茶叶的采摘期为3月底、4月初，此时的茶为明前茶。它经过了一年的营养储存，里面含有丰富的茶多酚等营养成份，对人体起到抗辐射、抗癌等功效。

将采来的茶叶放入炒茶机里，使茶叶里的水分蒸发，这一道工序叫“杀青”。只见机器发出哧哧的声音，小嫩茶们在机器里调皮地跳跃着，翻着跟斗，顿时传来一阵阵清香，五彩缤纷的蝴蝶和歌唱家小鸟也飞过来了，似乎也想品尝一下这美味的茶叶。

把第一道炒好的茶叶放进手动炒茶锅里定型，叫“辉锅”。只见小嫩茶们翻完了跟斗又在爷爷的手掌之间优雅地跳起了芭蕾舞，你看，它们的舞姿是多么得优美呀！为了定型使茶叶的外观漂亮，爷爷的手抓着茶叶贴着锅子上下摆动，小嫩茶们好像又荡起了秋千。爷爷一边炒着一边不断地用手摸一把茶叶，仔细观察着它的色泽和形状的变化。好像是一位老科学家在仔细研究学问似的。不一会儿，经过爷爷的细心制作，一颗颗婀娜多姿、亭亭玉立的嫩茶新鲜出炉啦！真香！

我们杭州最正宗的西湖龙井茶产地在杨梅岭、翁家山，满觉陇、龙井村这一带。炒出来的茶叶形状一定要扁，颜色要绿。采得越早，茶叶就越新鲜。

看着那片宽阔的茶地，闻着这清香的茶叶，我不禁吟诵道：

茶香一飘十里香，

游人驻足争品尝。

疲倦烦恼忘干净，

沁人心脾爽心情。

文化文学 篇6

多年来中国的烹饪艺术一直以色香味俱全的卖相、精湛高超的技艺闻名于世界。孙中山在其所著的《建国方略》中曾有言：“我国近代文明，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可见到了近代，西方文明迅速崛起，中华文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中国饮食却大行其道，发展得如火如茶。饮食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而且与纯粹精神领域的文化也密切相关。如为亲朋好友饯别这种习俗在中国古代乃至现在都比较普遍，上到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饯行时一般要准备丰盛的菜肴，其间敬酒状行，然后表达对临行者的美好祝愿，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文化。可见中国文化也可以具体而微地体现在饮食中，因此要了解中国，除了可以阅读相关历史典籍外，还可以从饮食方面着手。为此王书利编撰了《饮食文化典故》系列丛书，并由线装书局出版社于2016年3月出版发行。

《饮食文化典故》系列丛书共分为六册，围绕中国的饮食文化展开论述。全书以中国饮食文化为线索，以精炼简洁而生动的语言、图文并茂的方式对中国的食俗、茶文化、汤文化、酒文化和饮食礼仪等相关内容进行详细概述。将“饮食”这一词组拆分为语素“饮”和“食”，并细细剖析它们的文化起源和文化传播，详细介绍了有关饮食的观念、器具、习俗和保健等知识。此外该书还充分结合了与中国饮食文化相关联的一些逸闻趣事、诗歌传说、历史典故，将这些有趣之事与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美食、中餐礼仪、中国菜系等融汇贯通，使该书更富趣味性。而且本书将营养饮食与健康饮食科学结合，致力于让读者了解科学健康的饮食之道。书中充分展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轨迹，融实用性和趣味性为一体，既可供美食家、食客、美食爱好者以及相关美食研究者阅读，也可供当代文学作家参考使用。

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其不仅仅涉及开发、利用食源，运用、创新食具，生产、消费食品等方面，而且与文学艺术也密切相关。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饮食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备受文学界作家们的关注。饮食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具有多重意蕴，常见的主要为以下几种：饮食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民俗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当代文学中饮食常与民俗挂钩，作者一般会通过描写食物来体现传统的民风民俗。如作者在写大年三十的习俗时往往会写到饺子，因为饺子在中国大年三十晚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饺子”与“交子”谐音，而“交子”是我国第一代纸币，因而人们也将饺子的形状做成金元宝样，因此民间流行吃饺子与预祝来年财运滚滚，表达对生活的美好祝愿息息相关。此外中国人喜欢在年三十晚上吃饺子也是图一个团圆热闹，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喜欢团圆的民族，所以很多文学作品往往都以大团圆结尾，有些悲剧作品因为不符合大团圆的结局而被后人进行多次改写。因此中国的饮食绝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吃饭，而是已经上升为一种维系亲情关系的重要活动。所以当作者要表现一些民俗活动或者中国人的某些观念时，往往会借助饮食来体现。饮食可以反映人物身份、传递人物情感。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同时也蕴含着人们的人生态度，可以表现人的喜怒哀乐。贫寒之人饮食一般会比较简单、清淡，而富贵之人喜欢大鱼大肉，吃饭也要讲究排场，饮食一般会比较丰盛。当代文学正是抓住了这一特点来表现人物的身份地位，如在表现身世显赫的家族时往往会通过描写繁杂的餐桌礼仪、各式各样的菜肴来渲染。此外在表现人物情感时也会借助饮食这一素材，如在表现人物低落的情绪时，即使摆在主人公面前的是一道道山珍海味也无法激起主人公的食欲；而在表现人物高昂的兴致时，即使对面是粗茶淡饭，主人公也依然像吃美味佳肴一样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