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与民商法论文（优秀7篇）》

毕业论文是对某一专业领域的现实问题或理论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探索的具有一定意义的论文。在日常生活中，民商法专业的毕业生选择的毕业论文题目有哪些？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下面是编辑给大伙儿分享的7篇经济法与民商法论文，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民商法学论文 篇1

【关键词】民商法学 发展 突破 研究与分析

民商法不仅对我国经济市场起到重大影响作用，其对我国民生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在当今社会，民商法是政治、经济、法律意识和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上个世纪60年代，党中央对民商法的完善和发展做了很多努力，但是这些努力因为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阶级斗争的影响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民商法学才开始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一、民商法学理论概述

民商法简述。民商法包括民法和商法，民法相较于商法来讲其法学体系较为复杂，本文将逐一论述民法和商法法学体系的组成构建。民法。民法是在物权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物权法表示的是公民在社会活动中对事物所有权的判定，同时公民还应该担负所有事物的一切法律义务和相关责任，如债务、财产保全、移交、维护相邻关系等。我国民法包括合同法、婚姻法、物权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等，这些法律证明公民在享受民法权利时必须遵从相应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商法。商法的行使范围包括经济市场、交易社会、买卖行为等，商法对企事业单位、组织、个人的一切经营活动都具有规范作用，同时，市场经济中任何经营组织、集团都应服从商法所制定的各项交易规定。我国商法包括企业法、证券法、破产法、票据法等，这些法律法规不仅可以维护社会经济市场秩序，还能保证体制中各经营结构的平等关系。

民法和商法之间的关系。在经济社会，商品经济体系的结构组成非常复杂，企业、个人在进行商品交易过程中会涉及到很多交易问题，这些交易问题可直接影响交易双方的经济关系。民法与商法对经济市场的作用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只有民法和商法协同运作才能协调好交易行为的经济关系，民法侧重保护公民的个人合法权益，商法侧重保护交易行为的交易规则。

二、民商法学的发展现状研究

（一）民商法学发展历程

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民商法学因政治运动影响其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在这个时期，我国经济、政治都非常混乱。进入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热潮，我国进入了经济、政治全面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经济、资本经济、个体经济等经济结构合并完成，民商法也可成功介入经济市场体系，维护、调节各经济体制运营。这种阶段，民商法学主要担负的过度经济的任务，法学构架在立法、商品交易、权利维护上的规范、整顿较为突出。进入21世纪，经济市场多元化发展，民商法学逐渐转变立法思想，开始在思想文化、精神社会、普及宪法上突出民商法的立法权威，此时民商法学已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法学局限，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在个人权益、交易保护上都体现出了新时期特有的文化精神。

（二）民商法学之间的发展关系

本文通过研究民商法学发展历程可知，公民在经济社会中的一切交易行为都涉及到民法和商法的共同运作，所以民法学和商法学之间的发展关系非常密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经济基础。民法学主要依托于商品经济发展，交易行为代表的是个人，个人通过商品买卖会产生一系列有关商品权利和义务内容，所以民法法学在发展中会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商法学主要依托于市场经济，多元化经济侵入，对商法学的发展影响巨大，商法学需适应个人、企业、集团一切相关商务活动。民法学和商法学在发展上虽然依托对象不同，但是其发展的关系却很大，交易体制、市场经济的发展都会引起两个法学体系的相互影响。

价值追求。民法学具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其道德性和伦理色彩浓重，开发思想是民法学新陈代谢的主要媒介，如《婚姻法》、《继承法》、《物权法》等文献，都经历了很大的理论变动，所以民法学的发展是不断强调人格独立的过程。商法学的功利色彩浓重，其发展强调是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的和谐性，更注重效率、安全、合理、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式。总体上讲，两种法学体系的发展都和社会的进步有密切关系。

制度构建。民法学的发展理论依据是民法，在立法上和学说讨论上处在“自然”地位，并不会受多个利益体系影响，其学说理论发展只需法律制定框架，民法学会不断更新、强调民事行为的一般规律性变化。商法学的发展理论不仅要依赖商法，还应考虑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发展情况，商法学是市场、交易行为、交易方利益交换的产物，所以商法学必须在市场经济运作技巧和规则上表现立法的科学性、理论性和指导性。

三、民商法学的突破

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民商法学理论体系全面完成建设计划。经过思想文化变革、社会经济发展，民商法学理论在《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交易法》、《侵权责任法》上都产生了积极的理论解释作用，这种思想、精神、交易体制的突破，推动了我国富含多元化中国元素的《民法典》落成。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学理论仍应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的向前发展，建立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立法体系，以追求价值公平、体现人文情怀、表达公民思想精神为指导思想，在公平的前提下兼顾效率，实现我国构建全覆盖、高水平的社会法律保障体系。

四、结论

作为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民商法将我国经济体制转变成体系化、法典化的竞争模式，由此可看出，民商法学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非常大。由此可见，民商法学在解析我国文化精神发展、社会经济体制变革、思想潮流革新上具有非常鲜明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余能斌。世纪只交看新中国民商法的发展[J].法学评论，2011.

[2]刘红臻，肖乾刚。走向现代性：中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历程与启示[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02）.

[3]张建。论法学二级学科对体育法学研究的影响—对278篇CSSCI核心期刊体育法学论文引证的调查[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08）.

民商法论文 篇2

【关键词】民商法/经济法/研究框架/区别/联系

民商法与经济法（以下简称“两法”）是规范市场经济的两大法律部门。实现“两法”的协调，是构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核心问题。我国法学界自1979年以来，一直未停止研究“两法”的关系，但进展不大，迄今少有共识。笔者认为，为了深化对“两法”关系的研究，应当在总结和反思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构研究框架，更新研究方法。本文试图就此作点努力。

一、“两法”关系研究现状的简要评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的评述

西方国家对“两法”关系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经济法产生之后，其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对经济法的论述阶段；对传统私法（民商法）的反思阶段；对“两法”相互关系的综合研究阶段。在综合研究阶段，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研究视角各有特色。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研究“两法”关系，以大陆法系学者为主，代表人物如德国的拉德布鲁赫、日本的金泽良雄、法国的阿莱克西·雅克曼等。他们以实在法严格划分法律部门为背景，借助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理论，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演变入手，指出传统私法的不足以及经济法产生及存在的合理性。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为：(1)从市民法到经济法，是法律随时代变迁而变迁的历史轨迹。(2)经济法为现代法，是对传统民商法的补充与修正。(3)传统私法的不足及社会化，是经济法的法文化基础。(4)民商法以个人为本位，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

从功能契合的视角研究“两法”关系，以英美法系学者为主，代表人物如英国的施米托夫、美国的丹尼斯·特伦等。他们以实在法不作严格法律部门划分为背景，基于法律实用主义观念，着重研究在各种具体法律制度中“两法”的功能及其相互契合，追求综合和充分发挥法律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为：(1)经济法是由国家对工商和金融事务进行干预的法律所构成；民商法基本精神是当事人意思自治，除对公共政策作最终保留外，当事人可以任意就其事务作出安排。(2)经济法的基本哲理是统制经济论和社会连带责任论，即国家可以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限制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民商法的基本哲理是自由经济论，强调市场的公平自由运作。(3)经济法和民法分享对经济事务的调整职能。

西方国家对“两法”关系的研究，至少有下述几点值得我国法学界借鉴：(1)将“两法”关系置于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强调经济政策与经济法之间的良性互动，而不是脱离现实经济体制去进行纯法律研究；(2)对应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关系，研究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3)研究重点不在于部门法之间的“地盘之争”，而在于部门法之间的互补和配合。

此外，前苏联、东欧国家也就“两法”关系作过众多研究，但其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对研究我国市场经济中的“两法”关系少有参考价值。

（二）国内研究现状的评述

我国自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民商法学和经济法学一直是热门学科，“两法”关系的研究，长期为法学界的理论兴奋点。综观法学界对“两法”关系的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注意：(1)“两法”关系的研究尚停留在各部门法学的基础理论（总论）层次，未能深入到具体制度层次，这同“两法”关系最终要在立法和执法实践中具体落实和体现的规律是不符合的。(2)各部门法学基础理论（总论）中对“两法”关系的研究仅限于研究调整对象和地位，而对“两法”在价值目标、基本原则、功能和作用上的相互关系则缺少研究，这同“两法”关系要以全面实现“两法”的价值、综合和充分发挥“两法”的功能和作用为目的是不一致的。(3)研究“两法”关系仅限于法学领域，囿于就法论法的思维传统，而未将“两法”置于经济、社会大系统（尤其是市场经济）中进行研究，这同研究“两法”关系要服务于建立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不吻合的。(4)研究“两法”关系虽然多运用西方国家立法例作为实证资料并进行比较分析，但缺少对不同立法例的背景和效果的比较分析，这同研究外国“两法”关系模式是否适于我国的问题应有充分、可靠的实证依据是不适应的。(5)研究“两法”关系的旨趣，主要在于研究“两法”的区别而不在于“两法”的联系，这同界定“两法”的分工是为了实现“两法”的更好合作是不合拍的。

在关于“两法”调整对象的争论中，虽然有“大民法”、“大经济法”、“不大不小经济法或民法”等多种观点，但各种观点持有者在思维方法上都是一致的，即基于“一种社会关系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的假设，认为“横向经济关系已由民法调整者就不能由经济法调整，反之亦然”。于是，“两法”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界限至今无法划定。其实，“一种社会关系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的假设是不符合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实然状况的。任何一种社会关系都处于经济社会大系统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而呈现多重属性。不同属性往往分别有不同的法律需求，这就使得不同法律部门分别根据同种社会关系不同属性的法律需求对同种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成为必要，只不过不同法律部门调整同种社会关系的依据、侧面、宗旨、原则、方法等有所不同而已。正因如此，成为法律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才可能受到法律的全方位调整。例如，企业合并行为，民商法可以协调合并当事方及其利害关系人的冲突，但对合并造成的垄断，民商法无可奈何，只得由经济法来消除或减缓合并所造成的此种不良社会影响。又如，某公民从某商场购买一台彩电，作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要受到合同法的调整，而作为不平等主体（即强、弱主体）之间的关系要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所以，对“两法”调整对象作平面界定是不可取的。

二、“两法”关系研究框架的初步设计

鉴于我国法学界的“两法”关系研究框架过于简单的教训，应当设计一种能分别从多角度、多层面、多因素分析“两法”关系的研究框架，以揭示出“两法”的复合性、结构性、动态性相互关系。其中应当包括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两个层次的研究。

（一）“两法”关系的基本理论研究

1.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其运行机制是微观经济机制与宏观经济机制、经济机制与社会机制的综合体。它既对整个法律体系有整体需求，又对“两法”等各个法律部门有个别需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较之西方国家市场经济有许多特征，因而它对整个法律体系和各个法律部门的需求具有中国特色。明确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是研究“两法”相互关系的基点。

2.“两法”的界定。我国法学界对“两法”关系的界定有诸多不同观点，各有其合理性和不足，需要从基本观念和基本方法上进行反思。基此反思，由“平面”界定转向“立体”界定，由一元标准（即调整对象）界定转向多元标准界定，由单纯法律界定转向法律与经济、社会结合界定，以现代市场经济的构成为基础，以“两法”对市场经济的功能为根本，并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对“两法”的性质、地位、范围和结构重新界定。

3.“两法”关系的制约因素。将“两法”关系置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中，分别研究制约“两法”关系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以及各因素对“两法”关系个别影响和综合影响的程度和方式。

4.“两法”关系的模式比较。在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两法”关系各有其特殊性。通过对“两法”关系各模式的基本特征、形成过程、优势和缺陷进行比较研究，寻求可为我国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我国“两法”关系的现行模式是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存在着残缺、错位、冲突等诸多与市场经济不适应的问题。只有明确和剖析这些问题及其原因，才可能对我国“两法”关系的目标模式作出科学的设计。

5.“两法”在价值目标和基本原则上的关系。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秩序、安全与发展都可以作为“两法”价值目标的内容，但各项价值目标在不同法律部门中的内涵、要求、重要程度、时空地位、组合体系、实现方式都不尽相同。各个法律部门都应当在各自领域内互相配合地运用其法律手段，共同追求整个价值目标体系的完整和全面实现。基本原则取决于价值目标。“两法”既有通用的基本原则，也有各自特定的基本原则。各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之间应当相互兼顾和依存，共同构成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能够起到统领、凝集、指导作用的基本原则体系。

6.“两法”在功能和作用上的关系。法律的功能蕴含于实现法律价值目标所必要的法律调整方法之中，法律的作用则为法律调整方法的实际运用过程和效果所显露。“两法”在价值目标上的关系决定了“两法”对市场经济的功能有大致分工：民商法以私法功能为主、公法功能为辅，着重与市场调节相对应；经济法以公法功能为主、私法功能为辅，着重与国家干预和社会协调相对应。因而，应当在“两法”之间和各自内部合理配置法律调整方法。“两法”对市场经济各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而这两方面作用的大小，除了与调整方法配置合理与否相关外，还取决于调整方法的实际运用状况。因而，应当对各个法律部门的各种调整方法合理安排适用条件并合理设计其运用过程，力求使“两法”的积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消极作用得以尽可能抑制。

7.“两法”相互协调的实现过程（立法和执法）。“两法”相互协调的主要标志是在规范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因冲突少而合力大和效果优。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两法”相互协调总是相对的，相互冲突总是难免的。为此，需要在立法和执法中采取相应措施来提高“两法”相互协调的程度。在立法过程中，主要是从立法体制、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上，寻求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并在立法例中提高协调度、降低冲突率的对策。在执法过程中，主要是从执法体制、执法程序和执法技术上，寻求既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又能够科学解释法律、合理填补法律漏洞、正当运用自由裁量权的对策。

（二）“两法”关系的具体制度研究

1.完善市场主体制度的“两法”组合对策。其主要研究：(1)市场主体制度的基本特征、现实意义、体系框架和基本要素；(2)市场主体制度的立法现状评述；(3)“两法”以完善市场主体制度为主题进行组合的基本要求；(4)市场主体的民商法主体资格和经济法主体资格的关系；(5)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两法”对策；(6)国有事业单位转化为市场主体的“两法”对策；(7)发展非国有市场主体的“两法”对策。

2.完善市场运行制度的“两法”组合对策。其主要研究：(1)市场运行制度的基本特征、现实意义、体系框架和基本要素；(2)市场运行制度的立法现状评述；(3)“两法”以完善市场运行制度为主题进行组合的基本要求；(4)维护公平竞争和交易安全的“两法”对策；(5)保护消费者的“两法”对策；(6)加强质量管理的“两法”对策；(7)发展市场中介服务的“两法”对策；(8)完善金融、房地产、资源、技术、劳动力等特殊市场的“两法”对策。

3.完善宏观调控制度的“两法”组合对策。其主要研究：(1)宏观调控制度的基本特征、现实意义、体系框架和基本要素；(2)宏观调控制度的立法现状评述；(3)“两法”以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为主题进行组合的基本要求；(4)调整产业结构的“两法”对策；(5)预防和治理通货膨胀的“两法”对策；(6)预防和治理通货紧缩的“两法”对策。

4.保障可持续发展的“两法”组合对策。其主要研究：(1)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特征、现实意义、前提条件和主要途径；(2)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现状评述；(3)“两法”以保障可持续发展为主题进行组合的基本要求；(4)适应知识经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两法”对策；(5)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实现生态平衡的“两法”对策；(6)开发和配置人力资源的“两法”对策；(7)维护社会稳定的“两法”对策。

5.回应经济全球化的“两法”组合对策。其主要研究：(1)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国际背景、现实影响和演变趋势；(2)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和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问题；(3)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现行立法的挑战和我国未来立法对经济全球化应当持有的基本态度；(4)“两法”以回应经济全球化为主题进行组合的基本要求；(5)扩大对外经济合作的“两法”对策；(6)引进外资、外智的“两法”对策；(7)抵御和救济国际金融风险的“两法”对策；(8)增强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两法”对策。

三、“两法”的区别

（一）表层区别

1.民商法强调意思自治；经济法在尊重意思自治的同时，强调限制意思自治。民商法作为私法，要求任何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仅依自己的个人意志决定行为的内容，排除任何形式的意志强制。它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许多情形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意思排除法律的适用；另一方面，法律责任的追究要以当事人主动行使诉权才能实现。经济法则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从财政、金融、社会保障、区域平衡等方面入手，利用国家权力对一切不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市场行为给予限制，总是表现为以限制个人自由去争取社会整体的自由，拓宽社会整体发展空间。实质上，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法律从个人权利本位到社会权利本位的过程，而社会权利本位实现的法律手段就是对个人权利的限制。

2.民商法强调对所有的市场主体都平等保护；经济法强调对部分市场主体偏重保护。民商法一般不考虑不同市场主体的强弱关系，给各种市场主体以同等力度的保护，对每个人都赋予相同的权利，设置同样的义务，法律几乎不对具体人格进行任何程度的识别，仅以行为能力制度和监护制度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给予最低限度的保护；经济法常常根据不同市场主体的实力等因素不同，给不同市场主体以不同力度的保护，做出不同的权利义务设定，如基于经营者与消费者具体人格识别而制定的消费者保护规范、基于企业集团或大公司与中小企业的具体人格识别而制定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基于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的具体产业识别而制定的产业政策法等，注重偏重保护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弱者”和“希望者”，促进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3.民商法侧重从微观、从经济发展所需动力方面，通过保障自由交易、自由竞争以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而经济法则侧重（并非全部）从宏观、从利益协调方面减少社会经济震荡造成的破坏和优化经济结构，从而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注：参见刘水林：《经济法与民法的市场经济学观念基础研究》，《法商研究》1997年第1期。）也就是说，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大量的经济关系是企业等活动个体相互之间的平等经济关系，这些应归民商法调整；同时，经济法应侧重规范宏观领域，弱化政府对企业等经济活动个体的直接干预。作为经济法核心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就比较突出地、直观地表达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体现国家的经济意志。当然，将市场经济划分为宏观领域与微观领域只是便于对经济法与民商法进行简单化区别。实质上，宏观领域与微观领域，是市场经济不可分割的两个层次表现。

4.民商法主要重视经济目标；经济法不仅重视经济目标，而且还重视社会目标和生态目标。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为例，由于市场机制和与之对应的民商法，一般只能作用于当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个体的交易安全和利益追求，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有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而经济法将环境、生态、人力资源等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纳入经济立法之中，改善管理体制与制度，有效地使用经济手段与其他措施，避免社会、生态等问题的产生，将国家经济发展导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传统法学其他学科也有过于注重经济目标的现象，如在我国，过去的盗伐森林罪以被盗伐木材的经济价值为定罪量刑标准，而倘若盗伐珍稀濒危树种则有可能因经济价值不高不够定罪量刑标准，但该行为的后果在环境保护上是不可挽回的物种灭绝。

5.民商法国际通用，强调全球化；经济法有国别特色，突出本土化。这是因为，民商法与市场机制相对应，与日常交易规则密切相关，而市场机制、日常交易规则在各国都基本相同，所以，不同国家民商法往往反映了市场交易的共同基本准则，易于借鉴和移植，从而同大于异，甚至在民商法某些领域已经出现统一实体法的趋势；经济法与国家干预对应，是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规范，而国家干预主要是针对市场供求状况实施的，市场供求状况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这决定了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其国家干预的体制、目标、方式等往往不同。政府必须考虑市场的不同时空因素和不同供需状况，分别对不同领域、不同环节、不同企业给予不同力度、不同方式的干预，所以中国“地方性知识”的经济法必定不同于体现了“地方性知识”的他国经济法。不同国家经济法之间往往难于借鉴和移植，从而异大于同。现代法治秩序不是制定一套完备的典章制度就万事大吉，更重要的是要致力于改变意识形态，获得文化霸权。（注：参见［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现今全球化内容其实大量的是西方国家的价值观、经济和政治制度模式——因为只有在同一既定模式下，发达国家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政治优势强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获取最大化利益。中国要赶超发达国家、制度霸权，只能基于本国国情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制度。中国现代的、作为一种正式制度的经济法不宜靠移植、借鉴来创立，而应当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更加注重对本国国情的研究，探索政府对市场运行的有效和适度干预方式，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和健康发展。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的运用所取得的经验，相应的立法及法律实施的成果等，是中国更有特色的东西，也是可以用来进行研究的重要资源。6.民商法的稳定性较强；经济法的稳定性较弱。民商法将市场经济最一般的要求通过确立市场经济生活中最基本主体——民事主体的资格和身份，进而又确立民事主体的基本权利范畴，在建立权利范畴的同时确立基本的民事活动规则——自愿、等价、诚信、有偿，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极为稳定。而经济法的许多内容，如鼓励外商投资的法，向重点产业倾斜和体现产业政策的法，对经济发展进行预测、引导的计划法，国家以法律手段强行改变原属私法范畴的财产权利关系的法、国有化法等，大都不具备比较长期的稳定性。其中，体现某种经济政策的法，政策目标一旦达成，效用即告完结；体现某种倾斜原则的保护性质的法，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走向成熟以后，其力度便渐趋减弱，且为国际贸易规则所不容；甚至反垄断法基于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的变动不居性，在垄断的判断上因“在快速发展的部门，兼并是为了竞争；在夕阳产业里，兼并常常出于垄断”（注：汪丁丁：《回家的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也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

（二）深层区别

任何立法者在立法前都会对立法所要规范的对象进行假设，再基于这种假设进行制度设计。假设不同，立法必然有差异。“两法”之所以有上述表层区别，是因为“两法”分别产生于不同背景而对所规范的对象作出的基本假设有所不同。

1.对于市场主体的假设不同。民法起源于古罗马的市民法，当时作为市场主体的市民，实际上是规模不大、实力相当的小商品生产经营者。近代民商法的产生和施行的背景就是与其适应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当时是一个充满着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小作坊主和小农场主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社会。因而，民商法对其所规范的市场主体假设为平等、匀质的“经济人”。它通过对民事主体的高度抽象，舍去了各类民事主体的任何具体特征，将每一个市场主体都看作是实力和地位都大体相同的利润最大化追求者。在这个基础上，构筑其自由交易、自由竞争的规则体系。作为民商法支柱的三大原则，即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契约自由原则和过失责任原则无不来源于它对民事主体匀质、平等的抽象假设。这样，在民商法视域下，经济巨人和经济侏儒是平等的、对称的，除非有非市场因素影响，他们之间的交易就是公平的，它强调个人公平，通过对具体分配过程定交易人的非合理利益的否定来实现对社会公平的维护，无法将对泛化的非特定的不公平的评价纳入其评价体系。现代民商法虽然对此假设有所纠正，使它所假设的人性标准至多是“中人”标准，但它只要求个人做到不“损人利己”就行了，他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注：参见徐国栋：《论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现代市场经济是由千百万具有“经济理性”的个人组成的不断扩展的人类分工合作秩序。（注：参见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换句话讲，理性经济人只是市场经济的“生成元”，但大量地、决定性地、经常地“航行”于市场“”中的已主要不是这种“原子”式的个人，而是性质各异、规模不等、形态多样的市场主体。所以，经济法对其所规范的市场主体假设为不平等、非匀质、各有具体个性的经济人兼社会人。以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分化与对立为例，由于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经营者已不再是手工业者和小作坊主，有许多是现代化的大公司、大财团，它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商品交换中处于显著优越的地位；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产过程和生产技术高度复杂化，消费者根本无法判断商品的品质，不得不完全依赖生产者。因此，在经济法看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事实上已经很难再在平等条件下进行交易活动，两者实际上是一种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注：参见［日］正田彬：《经济法的性格与展开》，日本评论社1972年版，第45～46页；［日］今村成和：《私的独占禁止法研究》，有斐阁1976年版，第333页。）再就经营者之间而言，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实力悬殊不断扩大，经济巨人和经济侏儒并存，它们之间的交易和竞争已在事实上难以只靠契约自由和竞争自由规则来维持公平和安全，经济法才有必要积极限制这种力量对比差异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以维护公平和安全。它可以根据不同主体而作出不同的权利义务设定，以实现相互关系中的实质正义。也正是如此，经济法所假设的人性标准明显地高于民商法，它是具有高尚情操的“君子”。（注：参见吕忠梅：《论经济法的边缘性》，《法商研究》1995年第4期。）为了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实现如此标准，经济法强制性地要求个人不仅要做到“利己利人”，而且还要“损己利人”。

2.对于市场整体的假设不同。民商法所假设的市场整体源于古典经济学，即市场整体是市场个体的简单相加，市场个体利益的增加即意味着市场整体利益也必然增加；经济法所假设的市场整体，则是市场个体的有机组合，市场个体利益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市场整体利益增加，1+1=2、1+1＞2、1+1＜2均有可能。这是市场个体之间差异大、不同市场个体在市场整体中的地位不同，因而对市场整体的影响力不同所致。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体现了“个体主义”与“团体主义”精神在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下的冲突与耦合。民商法强调市场主体对交易过程中财产和人身利益的自我保全和控制，鼓励人们为个人权利而奋斗，突出个体交易安全。它也许会对个别交易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冲突进行协调，但不会特别关注个别交易对整个市场整体的间接影响。无数个别交易效益的市场累积，就是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增进；个人利益的实现程度，就是民商法所追求的效益价值；无数个别交易安全的市场，就是民商法对市场整体规范的价值关怀。经济法认为某些资源的市场配置对于资源的所有人或使用人而言也许是最为有利的，但如果这种配置对市场整体的发展是零效益或负效益，则经济法会对此资源配置方式作出否定性评价，同时借助于国家的力量减缓或消除个别交易对市场整体的反弹，强调市场整体的系统安全，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同时，对个人利益的极力追求不能克服市场秩序的盲目性状态。因此“经济法规制的目的，概括抽象地说，是在于从经济政策上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协调的要求。”（注：［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原因就在于个体行为成为整体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同时，都影响整体，这种影响可能为正、为负或为零。全社会范围内个人财富最大化的市场相加并不等同于社会财富最大化。它特别表现在当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初级机器生产被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大机器生产代替后，经济活动的整体性质充分展现，任何有机体的越轨行为（如垄断）不仅波及他人且波及整个社会。（注：参见刘水林：《试析民法与经济法的基本假设差异》，《法律科学》1998年第3期。）当然，“一切法律都是以约束人作为它的开始，又都是以推进人的自由和社会的自治作为它的归宿”。（注：何文龙：《经济法理念简论》，《法商研究》1998年第3期。）经济法并不是不关心个体利益，而是试图限制、禁止与整体利益冲突的个体利益，鼓励、支持与整体利益一致的个体利益，以追求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

3.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假设不同。民商法建基于政府是外在于市场的假设，强调市场万能，。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功能，可以使经济恢复正常运行状态，外部干预，特别是政府干预只能破坏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不利于市场的运作。要实现经济的理想状态，就必须实行自由放任。这时，政府在市场中的地位与普通市场主体的地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沟裂，传统市民社会因自由竞争的需要形成了主体平等化的市场结构。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法却认为，政府是内在于市场的，是经济生活的内生变量，政府经济行为不仅会影响市场结构，而且它本身就是市场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注：参见杨灿明：《市场结构与政府经济行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存在公共物品短缺、外部性、垄断尤其是自然性垄断等失灵现象，这为政府进行某种形式的干预提供了空间。（注：参见［美］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郑秉文译，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政府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市场地位，它除了在行政管理中调整经济关系外，还通过各种途径在诸多的平等关系领域渗入其干预的力量，主体平等化的市场结构被逐渐破坏，平等关系和非平等关系日益交错融合，这导致了民商法与经济法必须携手合作，对市场经济进行综合调整。但政府也不是万能的，政府存在不当运用权力的倾向和可能，政府干预需要成本，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经济法的任务在于弥补市场、政府的双重失灵。从这个角度看，民商法和经济法都是市场内部的法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政府观念的转化，引起了国家观念由夜警国家向福利国家，由消极国家向职能国家的过渡。正如英国著名的法学家L·D·韦德所说，在200年前，人们希望国家不要压迫他们；在100年前，人们希望国家给他们更多的自由，而在今天，人们则期待国家为他们多作些事情。（注：李东方：转引自《近代法律体系的局限性与经济法的生成》，《现代法学》1999年第4期。）

四、“两法”的联系

（一）调整范围交叉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都覆盖全社会，即市场调节的范围和国家干预的范围都及于整个市场。所以，与市场调节对应的民商法和与国家干预对应的经济法，在调整范围上必然有交叉。即民商法主要调整微观经济关系，经济法既调整微观经济关系，也调整宏观经济关系。经济法是社会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地从民商法中独立出来的法律部门。它与民商法的调整范围是有交叉的，它对微观经济关系的调整仅是对民商法中因过于强调个人私利而对社会利益造成损害的部分的调整。说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内包括“横向经济关系”，这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因为《民法通则》第2条只是表明民法调整对象中包括横向经济关系，正如“关于《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中所指出的，民法主要调整横向的经济关系，并非横向经济关系只能由民法调整，或者主要只能由民法调整。例如，在我国的企业法体系中，国有企业制度主要反映了社会利益属于经济法；而合伙企业法律制度主要属于民商法；而公司法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深刻变化以及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其法律文件中包含了民商法和经济法等诸多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

（二）职能互补

民商法是市场经济常态性的法律，它多是通过其任意性规范，体现“无形之手”的要求，强调“市场机制的内部化”，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同时也少有强行性规范，导向市场主体自觉地遵守市场规则，促进市场竞争，追求经济效率。经济法是市场经济非常态的法律，它多是通过强行性规范，强调“市场机制的外在化”，提供具有干预性、宏观性、整体性、政策性、公法性的规则，解决市场失灵，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例如，市场是通过价格来配置资源的，定价权是市场主体一项重要权利，国家一般不得干预，而只有当经济过热，物价上涨无法控制时，才会引起国家的宏观调控；只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才会出现价格管制。国家不会也不应时时在价格领域发生作用。

当然，我们并不能完全否认民商法在克服市场失灵方面的自身的法功能。市场失灵并非完全是市场内部无法得以解决的问题。例如，与不完全竞争相关的问题，包括卖方垄断、买方垄断、新兴产业以及规格统一化等，根据技术革新和需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市场机制自身的职能，通过当事人直接交涉内在地得以解决。但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否认经济法对市场失灵补救和调整的必要性。因为实践证明，很多情况下由市场机制内在解决市场失灵需要较长的时间，为了能够尽快形成公平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基础，并尽可能增强整体经济效益，需要政府对市场的介入和规制。经济法在不损伤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向“市场机制的外在化”转移，从市场外部介入并纠正市场失灵。

一般认为，民商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共道德”和“公序良俗”等条款，是民商法与经济法的连结点和分界：一边是经济法以维持整体平衡和自由公正的社会经济秩序为己任，一边是民商法对此良好环境下自由从事活动之主体行为加以规范；被认定违反了这些弹性条款的行为，而须由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经济合同法等市场规制法来具体调整。（注：参见史际春、徐孟洲：《大陆六法精要·经济法》，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4页；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也就是说，“诚实信用”等原则作为民商法的一般条款，仅要求市场行为不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谈不上限制或牺牲自己的利益满足他人利益，即便这样，它也少有具体的法律条款对其加以具体化或保证其实施。而在经济法中“诚实信用”等不再只是一种理想，类似的道德化法律条款却比比皆是，它具体明确地要求市场主体限制或牺牲个人利益，真正体现谋求社会的整体公平。

（三）取向趋同

现代民商法的发展实践表明，民商法的现代化即私法的社会化、公法化，其价值取向与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日趋一致。在法理学上，20世纪初出现了根据社会连带主义思想，强调权利的社会性和个人的社会义务的法律思想，现代的学者更是明确提出了更新传统法理学，打破建立在私法本位基础上的“权利义务法理学”，以权利和权力作为现代法理学核心范畴的观点。（注：关于以权利和权力作为法理学核心范畴的具体思想详见童之伟：《再论法理学的更新》，《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在立法上，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对民商法的市民法原理的内部进行修正，同时也要求对民法外部作补充（注：参见［日］铃木一郎：《民法总则》，劲草书屋1984年版，第9～10页。）——现代民法已经承认对所有权绝对性的限制；在契约规则上，从追求形式的正义到追求实质的正义，对经济上的弱者给予特殊的保护；承认国家为公共利益目的而征用个人财产的权力；承认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可以基于社会利益的需要，运用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对消费买卖、自然开发、租赁等合同中的某些条款加以干预，并将其作为解决个人之间权利冲突时的准则。但是，即使民商法运用社会利益条款进行干预时，基于其法律责任上的补偿性和事后救济性与诉讼程序上“不告不理”的意思自治性，民商法朝社会本位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最终也只能保证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它向社会本位的迈进是有一定限度的——对个体私利的关怀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公益的成就；对社会公益的消极尊重也不能替代积极推进。所谓民商法的社会本位，仅仅是对意思表示的外部限制，外在强行性规范的增加以及形式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制定了包括反垄断法等大量的经济法，直接站在社会利益的立场上，对一些过去由民商法调整的问题，依据新的法律、政策加以规定。高扬社会公益本位理念的经济法超越其限度，脱颖而出。“经济法产生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察和处理经济关系，而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生产率，即从经济方面的观察角度调整经济关系的时候。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任由纯粹私法保护自由竞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社会学的运动法则控制自由竞争的时候。”（注：［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总之，民商法中的社会利益原则实际上是私法走向公法的契机，是私法与公法的一条界限。民法在现代的修正或者说民法的公法化倾向，就是经济法的先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经济法就是从超越民法界限的地方开始的”。（注：［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儿编：《现代经济法入门》，谢次昌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它表明，民商法的现代化、社会化与经济法是具有同质性、共生性的。

（四）要素通用

民商法论文 篇3

关键词：民商法法律制度市场经济

一、我国现行的民商法制度的有关问题

在民商法的体系上来看，我国在民商法上的缺陷就是没有制定相应的民商法典，我国的民商法目前实行的是“零售制”，并不是先制定相应的法典，然后按照法典的部门实行。我国的民商法存在单行法了并且具有自己的法律格局，这对于我国的民商法来说既是其本身的特点又是它的缺点。我国现行民事立法缺陷有几下几点：

第一，对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还有人权事业没有发展的很完善，有些东西还不能够适应。这是因为在进行民商法的制定时，才刚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没有从根本上对旧体制和旧行政制度进行解决，所以说，在法律上还学要有较多的要求和对旧体制的特征，也就是说，对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不能够完全的适应。

第二，立法体系散乱，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法律规定中有些粗疏的事宜，同时在内容上也不够健全，国家的行政部门和最高人民法院便不得不一些条例、细则、办法、意见等相关的规定，来澄清和弥补在法律上的空白。这些规定一般缺乏统一的规划，而且这些法都是出自多家，这就在对民事关系的确立上出现多次立法的现象。

第三，原则性和简单性还存在空白。一部民事法在确立的时候，都是通过相关部门经过详细的确定，由最高人民法院对其作出司法解释的。在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解释的时候，可以简略的民事法律的具体化，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就不得不对其进行相应的司法立法解释，过多的司法解释对现行的法律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失去一定的价值，除此之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都会弥补在法律上的空白弥补。

第四，行政化越来越严重。我国民商法的行政化倾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民商法的立法中，都是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民商法立法进行立法的，现行的民商法立法机关，在进行立法的时候其中包含了很多的行政法律法规，这种情形现在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却没有从根本问题上进行解决。民商法的行政化目前的对民商法的确立有了越来越浅显的谈话，所以对正确的实型民商法规章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同时也像为民商事权利的行驶套上了行政枷锁。

二、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三者的关系

经过上述的讨论，可以看出，民商法在本质上属于市民社会的法，它是在私法的范畴上，总体上来说是以主体平等为基础的，保护商品关系的利益，就是对民事人身财产进行维护。行政法也是为了进一步的保护国家的利益，所以它本身属于公法，维护国家的权利，经济法是对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进行保护，就是为了对民商法和行政法二者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为了完善国家管理的经济法，平衡经济法的运行，最终使以社会为本位，公私兼顾，并且以公为主。

（一）经济法与民商法

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产生的，同时辅助并且补充民商法，不管是民商法还是经济法都是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在整个市场经济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经济法是民商法的基础，民商法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所以也是市场经济的外在的表述，当民商法不存在了，那么市场经济也就不存在了。市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和障碍，这样就导致了民商法无法充分实行，必须借助经济法来对民商法进行辅助。其次，民商法是以经济法为基础条件的，这也是经济法的性质来决定的。民商法是在形式上追求自由和平等，但是如果要想真的实现平等和自由，必须靠经济法来支撑，国家的角度上看，此法是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了经济法，那么市场将会存在一定的缺陷和障碍，也就是说，经济法是市场经济和民商法的基础。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

经济法与行政法互相配合，共同行使国家的权力，二者在结构和形式上存在互相交叉的部分，同时也有互相配合的原因，这主要还是由于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社会的经济关系主要是分为两个方面：普遍性和特殊性。前者是是对市场的竞争和宏观的调控进行必要的调整，后者就是单纯的调整行政法。社会经济关系的双重性就是法律性质来决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合法化是需要相互配合的，所以，经济法与行政法是不可或缺的。

三、我国对民商法制度中的有关问题的解决建议

（一）加快民商法立法步伐，并完善法律体系

第一，要转变法制观念，加速民商立法。一定时期以来，我们总是强调总结经验，缺乏对法律引导功能的确认，总是停留在“先实践、后立法”、“先改革、后立法”的模式上。所以在立法的原则上，总是粗线“宜粗不宜细”的现象。

第二，建设科学的法律体系。要想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不能对各种法律进行简单的拼凑，要摒弃应急似的立法方式，以实现市场经济为基本目标，科学的预测，制定民商法的一个总体规划，进而制定民商法典，避免出现盲目的立法工作，要使各类法律协调一致。

（二）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运行机制

健全的法律机制是依法治国和发展国家的基础。这就需要在制定运行机制的时候有以下基本要求：国家高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制定优良的法律体系。所以说，市场经济必须具有合理的并且在司法独立的权威中有公平的有效的运行。

参考文献：

民商法学论文 篇4

抓好青少年法制教育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大学阶段则是青少年接受普法教育的最佳时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一再高调重申必须依法治国，建设法制社会，十二五规划中更是明确指出，要实施“六五”普法规划，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形成人人学法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追求公平正义是法的理念，也是德高所在，出产有才无德的大学生绝非高校法律教育所提倡。十二五规划在加快教育改革发展一章中强调，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就是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改革教学内容、方法和评价制度，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无疑是对目前高校法律教育敲了警钟，要求学校和教师要加快教改，培养德高才重的青年精英，以适应和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

1民商法教学现状

法学分应用法学和理论法学两支，非法学专业为适应专业所需所开设的法律课程多从应用法学中选取，实用性很强。如管理类会计专业要开设经济法课程，以应对会计师资格和注册会计师等证件考试，金融学专业要开设银行、证券、投资、期货等课程，以应对一些证券、期货等从业资格考试，技术性较强的和自然科学领域专业切近的如防汛、防震减灾、卫生、农业等法律法规，其他较中性的如档案、保密、信息、网络等法律法规。倘若没有法律基础，又易被如今社会不公现象所蒙蔽，再加上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尚不明确，信念不稳定，则不能避免对课程内容的断章取义，或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民商法应为所有非法学专业所开始，一来因民法为基本法中的基本法，二来因商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②。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因与商法的关系和未来职业的要求，对民商法更应予以重视。其实多数高校为适应社会和学生专业就业所需，早已开设民商法课程，但整体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2民商法课程的特殊使命和性质

高校非法学专业一般在大一均开设一学年或一学期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础、法学概论、法律基础理论等课程，但由于种种因素，高教版的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础作为必开课已基本完全取代其他法学基础课程。课时不变、侧重点在道德修养、授课教师多为政教出身，很难说学生能有比较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以方便学习专业法律。本人曾在大一上学期、大二下学期大三上学期为学生讲述民商法，发现很多问题，如学生知道自己是公民，却不知何为公民，知道自己已成年，不知应为哪些行为负责，直称学校为机关，不知政府是法人，被打之后打人称正当防卫。针对这种现象，本人对1000多名不同年级非法学专业学生做过问卷调查，结果表明，95%左右学生认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课非常重要，但只有 15%的认为思想道德和法律修养有开设的必要性。因此，在目前尚不具备充分条件开设法律基础课程的情况下，民商法课程作为一门衔接法基础理论———应用法基础知识———专业法的课程承担着三个使命。

非法学专业所用的民商法教材内容通常可划分为法基本理论、民商法基础知识（民商法总则）和部门法（分则）三个部分，直接体现着民商法所承担的三重使命。其一，通过对法概念、立法原则等原理的阐释，初步培养学生法律意识，使其对法的理念有所理解；其二，通过民法原则、民事法律关系（尤其是主体）、法律行为、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物权和债权、、法律责任等基础应用知识的把握，学会用法律思维去考虑问题，从法律角度分析现象；其三，根据专业需求讲解合同、公司、证券、票据、银行、知识产权、反不正当竞争、侵权和诉讼等部门法，利用法律工具为专业服务，培养职业责任感，提升职业道德。同时，强调地位平等和公平诚信的民商法最容易使公平正义的法理念为学生所接受，法理念也理应贯彻在课程始终。只有正确的引导和系统的讲授，才能使民商法课程体现法的睿智和魅力，发扬德的光辉和影响。

至于民商法课程性质在整个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定位，无外乎公共选修课、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选修课、专业基础课或干脆称为专业应用基础课、专业素质教育课等，只要能结合专业特征科学体现其地位和价值均无不可。在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学专业，甚至不把民商法课程作为必修课，仅是任选而已，这与国家法律文化和历史相关，如意大利，其法律专业必修课只占到全部课程的 1/4，法理课则只有 1/7 不到，主要还是考虑满足学生兴趣和不同就业方向的需求，更不用说非法学专业。根据我国教育文化、法律实施现状以及实用主义甚嚣尘上的现象，还是应将民商法作为必修课开设。

《2011 年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要求深化“法律六进”主题活动和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组织开展深化“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主题活动，把领导干部和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作为重中之重，而且要继续开展依法治校示范学校创建活动。为了跟上十二五规划和“六五”普法规划要求，作为青少年思想教育的前沿阵地，高等学校理应将该课程作为必修课———公共基础课或学科基础课开设，公共基础课普及面最广，学科基础课可选择讲授，各有特色。

鉴于民商法课程的特殊使命和性质，开设时间宜选择大二第一学期。③原因有三，其一，高中对应试教育的极度重视使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对社会的认识有限，法知识极为薄弱，加上大一第一学期为公共课，第二学期为公共课和专业入门课，一下子接触到应用法知识，理解很吃力，很多课时浪费在法基础理论的讲解上。而且，民商法作为非主干课程，不会安排一个学年的授课时间。其二，高年级专业知识渐夯实，宽松的学习氛围也使学生接触了很多社会现实，这个年龄段的意念还比较模糊，就业升学压力也越来越大，学生轻理论重实际，很容易曲解甚至蔑视法律条文的规定，这无疑与法的教育目的适得其反。其三，选择大二第一学期开设民商法，一来新闻报纸杂志电视等从不缺少这样或那样的案例，学生理解能力增强，有了一定的法律常识，对社会也有了成年教育初级阶段的懵懂的直观感受；二来专业课开始大量开设，急需理论的正确引导和合理疏通。至于该课程课时数的确定，既不能与纯专业课相提并论，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哲学等公共基础课，还要与高数等基础课相区分，一学期一周一般不应低于6 个学时。

3民商法课程教改建议

课程的定性、课时量的妥当等外在条件都具备，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因。教师是教育产出的最后一道关口，把握课程教学的每一个细节，从教材的选取、内容的取舍、案例的筛选编排整合到教学方法的创新等，无一不和能否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密切相关。

3.1 教材的选择和内容的取舍

首先要明确教材只是教学辅助手段，尽量避免照本宣科。①选择理论较浅显，和专业相契合的教材。很多教材为了满足不同专业的需求，内容庞杂，应有尽有。为非法学专业的学生选择法律教材，首先不建议用法学专业教材，尤其是研究型的，比如有很多的专家观点或是流派介绍等。其次不赞成在课堂上使用现成案例教材。转型期中国社会处于“危险期”，这个阶段或简单或复杂的案例俯拾皆是，课本案例虽精挑细选却已失去新鲜感，而且很容易让教师产生惰性。②根据不同专业、专业课的设置时间以及课时量多寡增删教学内容并区分轻重点。例如金融学专业，一般会开设证券投资、银行保险等课程，那么象证券法、银行法等法律法规中与专业课相重合或相近的内容不必赘述。有些章节比如婚姻、继承等可以直接略去。需要注意的是，民商法中的民法部分是本门课程的基础，如大厦之根基，没有民法的原则精神和基本概念，商法将犹如抽魂朽木，所以不能因与专业不甚明显的关系就将民法章节片面归于教学非重点。

3.2 慎重整合案例资源

完整的民商事案例可以信手拈来，比如一些政府、司法、学术网站等，没有什么比身边生活更能刺激大学生好奇心的。然用于教学教育的案例不能随兴所至，一来课堂讲解完整案例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要紧扣知识点，绝不能旁生枝节浪费时间；二来分解、整合案例需要教师花费很多的精力去研究，不能修改成面目全非的自创产品。任何一位教师的口才都不能代替生活现实，既要保证案例原味还要适合一堂课的需要，因此教师需要全身心投入去备课，不在乎理论有多深奥，而是要在 50 分钟内给学生最崭新最贴近生活的东西，才能充分调动学生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使教学高效产出。还需要提醒的是，案例必然引发讨论，既定判决并非不可质疑，但要把握教学秩序的有条不紊，防止情绪化和反面效果，牢记法律教育的终极目标。

3.3 改进教学方法，活用辅助工具

民商法课程的教师显然必为法学专业研究生学历。这些教师在求学阶段接触的教学方法总结起来，有最常见的传统的演讲式归纳法，还有引进的判例演绎法、模拟法庭、诊所教育、书刊编辑、法律援助等等，本科多为板书授课，研究生有无板书并不重要。法学和非法学专业的培养方案和目的截然不同，所以教师要适时转变观念，同样的课程需要改良既有办法、改进教学手段来适应授课对象的实际情况。

3.3.1 传统的演讲式授课法直接拿来，这种归纳法也是文科类和部分管理类学科专业应用最普遍的方法，先讲理论后解案例，或带着案例和问题去听课，教师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但一定要突破共性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培养严谨思维，提高雄辩能力，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需要改良的主要是从国外引进的一些教学方法。

3.3.2改判例教学法④为案例说明和讨论。判例教学法1870年由哈佛法学院院长兰德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 始创，由于其采取学生总结思考分析案例中隐含的法律规则，教授根据学生的回答层层深人提出问题，又被称为苏格拉底式方法(Soeratie Method)。这种方法需要教师将繁杂的判例梳理成条理清晰的法律规则，引导学生在较短的课堂时间内了解和掌握法律。但由于这种教学法对学生素质要求很高，需要在课前大量阅读相关书籍且具备一定的法学基础和法律思维，对非法学专业学生来讲不具备可行性。但是判例教学的理念———“学习开始于我们的已知，开始于我们的经验(亲身经历的和别人的)”———却可以指导教师来改进教学方法。从现实判例到法律理论是一个演绎的过程，相比传统的归纳法，学生是带着对社会实践的深度思考探究去发现其中的奥妙和原则，易培养对事实的洞察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教师可深入研究复杂的判例，但一定要以案例浅出，直接的方法就是选取简单条理而现实案例的，指定材料让学生课前阅读（不需要花费很多课外时间），课堂组织学生或分组讨论既设问题，展开争辩。其次，可要求结合材料和自己事、身边事或现象，举出一个例子，再围绕这个最生活化的案例展开讨论。无论是争论还是讨论，最终都要归纳出蕴含其中的法律规则和原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案例可能并非完全符合课堂需要，教师可以增加情景，设置障碍，引导和控制讨论不偏离正题。

3.3.3 将模拟法庭作为课外大型法律活动开展。模拟法庭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案件的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等，以法庭审判为参照，模拟审判某一案件的教学活动。这是一种通过学生亲身参与，将课堂所学理论知识、司法技能等综合运用于实践，以达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之教育目的的教学模式。模拟法庭虽是假设案例的虚拟法庭，但要模拟真实情景，学生兴趣很高，进行却非常困难。一是需要讲解大量的诉讼知识和技巧，甚至是法官和诉讼参与人的位置，二是操控不当很容易演变成一场争论。这与学生法律常识缺乏、不具有法律思维、从未旁听过审理等有关。因此把模拟法庭作为教师教学实践课程、学校普法规划一项工作、学生社团大型法律教育活动（比如安排在每年的“12.4”）来开展更合适。

3.3.4 弃用法律诊所教育。法律诊所是学生在律师指导下学习诉讼策略、撰写法律文书、当事人诉讼等。国内高校的诊所教育多采取法律援助活动或设立法律援助中心等学生组织，因当事人多属穷困，这类活动可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相比判例教学法，无论从时间、精力、财力等哪个角度来考虑，在非法学专业实施诊所教育都不具备可能性，也因它和学生今后的职业选择毫无关联，现实意义不大。总结起来，民商法课程应以传统的演讲式授课法和生活案例说明与讨论为主，辅以模拟法庭等课外活动，其他的如带学生现场旁听、作试探性法律咨询等等也可适当安排。

3.3.5 PPT 课件被称为“助学利器”，既可以节省时间，增加课容量，还能通过丰富活泼的界面、声像资料和网络链接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参与、加深课堂印象。民商法教师是文科出身，习惯采用板书，然而大量的案例材料靠课堂读写和课前复印很不科学也不现实，采用电子课件是必然趋势，所以教师需要尽快掌握 office、flash、图案剪辑等软件操作技巧，实现电子化和网络化教学。

3.4 改进统一的卷面考核方式，严把分数关

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是“严进宽出”，入学严格，授课自由，考试宽松，这样的教育体制和高等教育的初衷是相悖的，毕业生真正学到手的东西少得可怜。大学教师授课风格个性化，课堂气氛比较自由，能为学生营造相对轻松的学习环境，但如果学期考试不能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态度和知识水平，自由便会质变为散漫。因此，改进统一的卷面百分制考核方式，以灵活的考试方法和严格的分数把关，促使学生重视平时的知识积累，才能遏制消极懈怠情绪。

民商法论文 篇5

关键词： 市场经济； 特质； 民商法； 品格； 法律体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法是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的，是以法律形式表现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准则。我国民法学界认为，这种经济关系或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就是商品经济关系或市场经济关系，而这种商品经济关系则反映为社会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民法乃商品经济社会基本法，因此要正确认识民商法的性质和品格特征，必须首先正确认识和把握民法所要反映和体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和特征。但对市场经济的特质和民商法应当具有的品格，学术界并无系统之探究。20 世纪80 年代，我国着名民法学家江平先生在其所着的《资本主义民商法概论》中曾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是证券经济的观点；至90 年代后半期，我国理论界逐步有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是信用经济的说法；但系统探究市场经济特质和民商法品格的文章尚未见到。本文的学术价值就在于首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对市场经济的特质进行了探讨，并以此为基础对民商法的品格作了全面论说，以期就民商立法的目标和理论思路提供整体的把握与参考。

直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才比较普遍地称之为市场经济。接着曾经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又说是信用经济。那么，还应当说市场经济是什么经济呢？

市场经济还有哪些特性呢？ 我们不禁设想：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究竟具有何种特性？ 市场经济又究竟具有哪些特质？ 如果对这些最为基本的问题我们都没有认真讨论并取得比较全面清楚的认识的话，肯定难以构建出科学的民商法法律体系，我们将难以把握由市场经济决定的民商法的应有品格，民商法将难以体现其应当具有的精神和生命力，也将难以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应有的科学调整作用。本文着意探讨的即是由市场经济特质所决定的民商法所应当具有的品格。推荐阅读：如何写好教育硕士毕业论文的方法

曾几何时，我们视市场经济①为魔鬼经济，为剥削经济，视其为洪水猛兽，称我国所处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为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经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经济。

民商法学论文 篇6

作为研究生学习民商法，一定要注意对民商法的全面的理解，全面掌握民商法的体系和内容。研究生学习，不是象本科生的学习那样，只是一般的了解，而是要在全面理解民商法的体系和基本知识上下功夫，争取对民商法的完整内容做出自己的理解和掌握。例如说对民商法的概念问题，就不能是像本科生那样只是一般的掌握，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而是要在分析比较众多的概念界定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形成自己的看法。对民商法的体系也是这样，要进行研究、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性的看法。

同时，在学习、研究中，要有所侧重，对民商法的哪个部门自己有兴趣，培养自己对这个方面专业问题的兴趣，积累这方面的知识，使自己在民商法的全面掌握的基础上，突出自己的专门方向。这样，就会在研究生的学习中，既有全面的理解，又能够培养自己的研究方向，并且为自己的毕业论好准备。

2、在民法学习中，象本科生这样的初学者和研究生水平以上的学习者各应有哪些侧重。

研究生的学习与本科生的学习是不一样的。我认为，研究生的学习是以研究为主，就是一边学习一边研究，通过研究，实现自己在研究生学习中的目的。就象前面说的那样，研究生的学习，主要是对本门专业的全面理解，同时对某个问题有所侧重，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

本科生的学习不是这样，而是对法律的全面理解，对法律的各个学科都要有所了解和掌握，原则上是没有侧重点的，是对法律的基础掌握。当然，本科生也是要在学习中，形成自己的爱好和学术兴趣，例如对民法还是刑法感兴趣，但是总的要求还是对法律的全面理解。

这样，研究生的学习就更有针对性，更强调自己的兴趣和方向，更要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学习和研究。

3、案例学习在民商法学习中的意义？

民商法是一种实用的法律科学，是应用法律学科，更重要的学习，就是结合案例的学习。这样学习，不仅可以使学习更为生动，而且还可以与实际结合起来，不至于学的是一样，用的时候是另一样，学和用脱节。有时候，一个案例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想起了这个案例，就想起了这些法律问题。因此，在学习中要注意结合案例学习和研究，把民商法学活，学扎实。

4、听老师讲课和自己阅读文章哪个更重要？听讲座的意义大吗？

我觉得，在研究生的学习中，听老师的讲课，实际上只是在老师的指引下的学习和研究，老师所讲的，也就是指点研究和学习的方法。因为在研究生的学习期间，老师是不会将所有的民商法问题都讲过的，多数还是要自己要研究和学习。所以，更重要的，还是自己阅读文章，结合老师讲课知道的研究和学习方法，再通过自己的学习，就会使自己在民商法的学习中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取得更好的成果。

听讲座也很有意义，这是获取法学研究前沿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讲座中安排的，基本上都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也是一位学者对这个专门的问题的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是值得认真听，认真思索的。这对于自己的学习是很有好处的。

5、许多研究生反映，有些老师的讲课没有太多新东西，和本科学的差不多，不愿意听课，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对老师的研究成果和讲课要予以尊重，另一方面，老师也要在授课中将新东西奉献给同学。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虽然老师讲的内容是以前的内容，但是在深度和难度上肯定是与本科阶段不同的，这也是研究生学习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对待这样的内容，要力求在研究的深度上有所长进，不能还是停留在本科阶段了解的程度上。

6、在学习过程中，有意识地让自己多写些文章是不是很有必要？

我是主张研究生在学习中多写一些文章的。通过写文章，可以获取更多的知识，对涉及到的一些问题有更深的了解，有助于学习研究的东西系统化，条理化，对学习更有用。

但是，研究生写文章，不是追求数量，一定要强调质量，要写出的东西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不是滥竽充数。

7、在一门课程学习结束后，往往刚开始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似乎什么理论都掌握了，可是一分析案例就发现还是手足无措，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书到用时方恨少，就是这个道理。一到实践中，就立刻感到了自己知识的浅薄。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民商法是一个实用的法律学科，实践性是其重要的特点。这就要求，在学习的时候，一方面要深入扎实，另一方面，就是要结合实际。案例学习就是一个好办法。

8、民法学习中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思维方式？

民商法的基本方式，就是法律关系的理论。我觉得，在民商法的总则中，贯彻的就是一个法律关系的学说，这是观察民法世界的基本的方法论。如果说有一个民法哲学的话，这就是民法哲学的核心问题。掌握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学说，就掌握了民商法的基本认识方法和分析方法，就能够认识民商法的整个世界。

9、您对侵权行为法的学习有什么建议？

侵权行为法是一个重要的民法的部门，是对权利进行保护的基本民事法律。在理论上，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以及各种侵权行为的形态；在实践上，要掌握各种侵权行为的具体情况，同时对各种损害赔偿的基本问题和处理方法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更重要的是结合实践，培养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民商法论文 篇7

「关键词私法二元制，私法一元制，民商合一，民商分立，现代，后现代

一、私法二元化体制的历史背景

公、私法的划分滥觞于罗马法。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即指出：“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和私法。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尽管迄今为止，公、私法的区别标准仍无定论，但罗马法以降的这种法律划分方法已在大陆法系内部形成了深厚的历史传统。

而在私法领域内部，传统上包括民法和商法两部分内容（尽管有些国家采民商合一制，不作民与商的划分，但在学理研究中，仍有商法概念的存在。后文将对民、商的分立与合一作一详述。）。尽管随着社会的进步变迁，私法领域中又逐渐分立出劳动法、无形财产法等若干分支（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但民与商的二元结构仍是得到最普遍承认的私法结构划分方法。

繁盛于公元二、三世纪的罗马法是大陆法系民法的渊源。从十二、十三世纪开始，凭借意大利注释法学派的苦心经营，罗马法的复兴运动在欧陆各国展开。至十七、十八世纪，由于罗马法的内在理念迎合了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个人主义思潮，因而得以“独步世界”（郑玉波语）。十九世纪初，法国率先以罗马法为基础制定了《法国民法典》，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近代资产阶级法律体系，德国也于1900年颁布了《德国民法典》，法德两国的立法模式和法律原则向西欧乃至世界各国传播扩张，形成了大陆法系。罗马法的旧规则在一种新的整体中获得了重新改造（［美］哈罗德？J？伯尔曼，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早期的罗马法即具有高度形式化和理性化的特点，这使得民法法系承受了罗马法的同时也承受了理性主义。与之相适应，大陆法系表现出一系列与英美法系相异的特点，如法律成文化，学者型的法律活动等等。

罗马法当中没有对民法和商法加以区别。诚然，罗马万民法中包含有调整商业交易关系的法律，但却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缺乏后世商法赖以存在的各种观念、原则和制度。严格意义上的商法发轫于中世纪的地中海沿岸，商人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在国家权力和教会势力统治的背景下，为从事工商业活动的需要，也为保护自身的特殊利益，在商业实践中建立了商人法规则。此后由于商人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逐步提高，商人法演进为国家制定并认可的商法。法皇路易十四在位时先后颁布了1673年《陆上商事条例》和1681年《海事条例》。及至1807年拿破仑颁布《法国商法典》，沿袭《陆上商事条例》的架构，纳入两个条例不少条文，标志着商法和民法分立模式的确立（《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5页。）。德国自1834年起将商法编纂作为德国统一法的突破口，于1897年5月10日公布《德意志帝国商法典》，自1900年1月1日起施行（徐学鹿主编：《商法总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0页。）。在法、德及西班牙等主要国家的影响下，世界大多数国家纷纷采民商分立的模式，因而形成了私法领域的二元结构。

成文法运动本身决非历史偶然，而是由当时的经济、社会背景所决定的，是法制文明史的必经阶段和必由之路（参见刘凯湘：《论商法的性质、依据与特征》，载《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欧洲中世纪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组织的出现奠定了近代商法从传统民法分离的基础。

二、 私法的现展状况

（一） 民法、商法各自所表现的现代特征（中国学者提及的现代民法或现代商法，其指称对象往往是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民法及商法制度相比较而言的，也即中国学者所说的“现代”乃是采用中国历史的划分标准，是一个与“近代”相对照的概念，而与西方文明史上“现代”一词的概念不尽相同。关于这一点不同，后文中将做进一步论述。本节所采用的“现代”一词也是在这种中国学者的历史划分标准下的概念，实为表述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后民法及商法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民法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演进过程，其间民法的模式、理念和价值取向均发生了转向。所谓传统民法，是指经过十七、十八世纪的发展，于十九世纪欧洲各国编纂民法典而得以定型化的，一整套民法概念、原则、制度、理论和思想的体系。传统民法模式集中体现为：1.抽象的人格；2.财产权保护的绝对化；3.私法自治；4.自己责任（本段及下文中的传统民法及现代民法的模式参见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见法律思想网？民法精义？梁慧星文集（）。）。传统民法以形式正义为理念，将法的安定性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

而自十九世纪末始，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民法在这种整体变迁中获得了自己的新特征。现代民法模式集中表现为：1.具体的人格；2.财产所有权的社会制约；3.对私法自治或契约自由的限制；4.社会责任。现代民法转而开始以追求社会妥当性为内容，以实现实质正义为理念。民法由个人本位过渡到社会本位，也即民法的社会化，同时，进一步导致了“公”与“私”的交融，也即私法公法化，出现了劳动法、经济法等公私法混合的第三法域。上述变化触及了大陆法系法划分的历史传统，冲击了既有的法学思维，涉及到整个法体系重构的重大问题。

而与此同时，早期商法也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竞争时期过渡到垄断时期而表现出新的特征。法国、德国的商法典由于制定较早，不得不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而不断修订，表现出商法的动态化趋向（关于商法的现展趋向可见王保树：《商事法的理念与理念中的商事法》，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7页。）。其次，前文所述私法公法化的趋势在商法领域尤为突出。商事立法中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政府职权干预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再次，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商法开始互相渗透。市场中不存在法系的差别，商事法律制度必然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相互借鉴吸收，这一点在公司法领域尤为明显。特别要提及的是，英美虽为判例法国家，其早期商法也主要见于普通法中，但到了十九世纪，英美两国商法进一步理性化并且表现为一系列法典化的法规，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等。最后，商事法的制定表现出国际化与统一的趋向。商人习惯法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国际性，但近代商法产生之后，由于商法被纳入到国家的立法当中，它变成了国内法。二战后，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商法出现了“返祖”现象，国际化特征再度凸显。

（二） 商法的困境与民法商法化现象

以法德两国的商法典为代表，商法在制定出来之后，一直受着“往昔的拖累”，表现出与时代之间的“裂缝”（克洛德？商波语）。而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商法典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几乎已不复存在。德国商法典采取了商主体的立法标准，只有商人以商人的名义，而不是以非商人的名义所从事的交易活动，才是商行为，才具有商事属性（范健编著：《德国商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而在现代社会，套在“商”和商人头上的妖魔化、神秘化、神圣化的色彩已被揭去，使之处于平实和中性状态，认证商人身份的必要性大减（史际春、姚海放：《再论商法》，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我们会发现，“从身份到契约”的公式适用于整个私法的发展过程，而不仅仅是民法。人的普遍商化，使得商法所规定的商人已很难与民法的自然人和法人相区别，民事主体和商事主体相互融合，因此商主体的立法标准已不能清晰地界分民与商。

而《西班牙商法典》、《法国商法典》（也有人认为法国商法典为折衷主义，兼采商人和商行为双重标准。）采商行为的主体标准，认为任何主体从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或活动都是商行为。然而在商行为的理论构建中，除了增加营利性目的外，其余与民事法律行为并无区别，西班牙法典中有关委托、寄存、租赁、运输、保险等规定与民法典的规定大量重复，该法典无法证明它能够形成一种严谨的主体标准体系（赵中孚主编：《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泛商化，商人、商行为作为商法立法基础的区分度都降低了。于是，传统的商人法和商业法均因为其不足而开始衰落，现代商法的定义标准变得多元化，加上英美法系的影响（大陆法系传统上的商法概念与英美法系的商法概念处于不同的语境之中，关于这一点后文中将论及。），以及第三法域的出现，商法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

社会变迁造就了商法，而进一步的变迁又促使商法出现解体的征兆。法国学者克洛德？商波描述了这种现象，指出商法受到学科条块分割的威胁，由于企业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使与之相关的法律规则也变得复杂繁多，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不同条块。“这些从根本上触及法律知识的现象，构成了对商法这一出色综合学科概念的严重威胁。”（［法］克洛德？商波著，刘庆余译：《商法》，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6-50页。）商波还指出，由于社会法、经济法与商法的竞争，商法的领域受到了压缩。社会法给商法强加了基本上与经商法律思想格格不入的一些概念、规则和地位。而经济法则力图包容、综合和支配一个科技、工业和城市社会的经济的所有法律组织表现形式。

事实上，由于民法的现代化进程，民法表现出商法化的特征，也在相当程度上参与了与商法的竞争。

早在十九世纪，德国学者哥德施密特就注意到“私法的商化”，在他看来商法是民法的前驱，他断言，民法与商法的分界线是不断变化的，商法推陈出新的实体内容也逐渐为民法所吸收。1894年德国学者里查在其所著的《德国民法草案关于商法的理论及其影响》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民法的商化”这一观点（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均见前引赵中孚主编：《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其实，中世纪商法“一开始就向人类展示了商法的许多宝贵的天性，这些天性是人类创新、发展法律，特别是市场交易法律的共同财富”（徐学鹿主编：《商法总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所以今天的民法必然要吸纳商法的精神。对于这一现象，法国学者克洛德？商波带着对商法的深刻情感形容民法是“傲慢并占优势”的，他说：“民法作为一种高尚的法，农村性的法，有关不动产保守不变的法，想成为普通法，认为一切超民法的规则，其性质是不完整的，其作用是异端的，其目的是有害的。”（［法］克洛德？商波著，刘庆余译：《商法》，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8页。）而更多的大陆法系的学者，如德国学者梅迪库斯，认为：“假设我们今天仍然将等级法理解为民法的相对概念，那么自从等级法消亡以后，‘民法’与‘私法’这两个概念就合二为一了。不过，后来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法的相对概念，即特别私法。所谓特别私法，是指仅仅适用于特定的职业群体或者生活领域的私法。一般说来，包括……商法、经济法、劳动法、无形财产法、私保险法。”“不过，要想在民法和上述特别私法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7页。）也就是说商法本为民法的特别法，并且二者的界分不是十分明晰。十九世纪中叶起，在民商分立的国家掀起了民商合一的热潮，成为要求私法统一化的运动。许多学者认为，商法学说面临着困境，商业交易本质上属于民法范畴，其独立乃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社会泛商化条件下，民商并轨是必然的趋势。

三、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之争及评述

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争论实质上是关于私法二元体制与私法一元体制的争论，此乃大陆法系所独有的现象。法国商法典开创了民商分立的先河，而民商合一论早见于十八世纪末，第一部民商合一的立法是1855年瑞士苏黎士邦出现的“债务法”，此后这种潮流一直未中断过，尤其在法国民法典百年庆典时更是蔚然成风，当年即由百名专家学者组成法典修改委员会拟进行这次工作，后因一战而中断。战后，修改法典的倡议再度兴起。后土耳其继受了民商合一制的瑞士法，意大利于1942年修订民法典时也改采民商合一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世界范围内各国民商立法的情况，可参见任先行、周林彬：《比较商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4-81页，《各国民商立法情况简表》。）

时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究竟采民商分立抑或是民商合一制更为科学、适妥，至今尚无定论。近年来， 我国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亦不在少数，以下主要针对我国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及观点加以介绍并分析（之所以不以世界的眼光而从我国学者的研究角度加以分析，乃是因为我国学者的观点正是在研究世界范围内民商合一与分立的发展状况后得出的，虽然其中存在有失偏颇之处，但恰能够于偏颇中分析出问题所在，并在下文中展开论述。）。

我国学者对上述问题的观点细分起来，并不仅采“分立观”及“合一观”两种立场，而是由于其各自的学术背景不同，分采多种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类。主张民商分立者主要有北京工商大学徐学鹿教授、北京大学刘凯湘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王书江老师及吉林大学苏惠祥老师等。这其中，有些学者的观点较为温和，如刘凯湘教授，认为商品经济发展早期商法与民法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商事关系高度发达的今天，再把商法视为民法的特别法就欠科学了（参见刘凯湘：《论商法的性质、依据与特征》，载《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而有些学者的观点则较为“激进”（请允许我使用这个不大妥当的字眼），如徐学鹿教授，他将民、商法对立起来，认为商法“从一开始就与民法毫无关系”，“民法商法化是民法的变质，是民法的自我消亡；商法民法化是商法的倒退，是固守简单商品生产完善法的理念，不可能正确吸取教训。”（徐学鹿主编：《商法总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39页。）

主张民商合一的学者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民法学者，如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老师、社会科学院梁慧星老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商法的一些学者，如赵中孚教授、郭锋老师等，主张商法并入民法之中-主要是商法总论合并入民法典，商事单行法规则可以独立存在，民法与商法统一起来是经济和法律发展的需要和趋势。另一类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经济法的一些学者为代表，如史际春老师及其博士生等，观点更为“激进”一些，认为商法的社会基础在现代社会中业已丧失殆尽了。社会的泛商化使“商”的标准失去了意义，尤其在中国，没有商法存在的历史，当代中国的“商法”完全建立在一种虚幻的基础上。因此应当废掉商法的概念，使“商”回归于“民”，而其由于公法化而溢出于民法的部分应归入经济法。（上述观点参见史际春、陈岳琴：《论商法》，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史际春、姚海放：《再论商法》，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郭锋：《商法演进及其在中国的命运》，载中国民商法律网。com.）

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采较为折衷的观点。如清华大学王保树教授，一方面继受了大陆法系的传统观点，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应坚持民商合一的大前提，另一方面又强调商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可以制订一个单独的《商人通则》，并且他本人已经帮助深圳市制订出了这样一个《商人通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沈达明和冯大同教授从国际商法的角度来看商法，对商法的内容进行了重新定义，靠近英美法系对商法的定义，将不涉及公权力的各种经济贸易关系的法都划归商法领域，同时又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商法的独立问题，而是私法的统一问题，即民法与商法的混合或民法被商法吸收导致私法的统一问题”（沈达明编著：《法国商法引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民法与商法相互借鉴、补充，在很多领域已完成了私法的统一。还有中国政法大学的龙卫球教授，在分析了民商合一与分立的理论和实践之后指出，将来无论采合一或分立，有两点不能忽视：一是商事活动的特殊要求须在未来的私法制定中加以满足；二是要追踪新时期商事活动的变化，使法律不至于与现行的商业条件不相关联（参见李军、龙卫球等：《关于“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的讨论》，老行者之家网站。）。但其总体上偏向于采民商合一制，认为合一在于吸收商法经验的基础上，对传统民法做全面而成功的现代转化（龙卫球著：《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上述学者均采用了大量详实的论据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比较分析后发现仍有偏颇和不足之处。试举几例说明。刘凯湘教授在《论商法的性质、依据与特征》一文中指出：“在民法法系国家，尽管人们事实上已经意识到商法独立立法的意义及商法分立的必要性，并且事实上已经在民法典之外另立商法典，但在感情上与观念上仍不愿承认民法被‘分割’的事实，仍视商法为民法特别适用的法律。”（参见刘凯湘：《论商法的性质、依据与特征》，载《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但事实上，将商法视为民法的特别法决不仅仅是大陆法系人们主观情感上的原因，而是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商法规则的运用也离不开民法总则中的内容。如《日本商法典》第1条规定：“关于商事，本法无规定者，适用商习惯法，无商习惯法者，适用民法典。”（王书江、殷建平译：《日本商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又如德国商法典中关于行纪合同的规定极为详尽，但在基础规范上，它仍要适用民法典中的合同规范，以解决合同的成立、效力、不履行的确定等基本问题。刘教授还进一步认为，从法律类型上考察，所谓一般法与特别法，乃依法律效力范围而作的分类，无论从时间效力或空间效力上分析，都不能把商法视为民法的特别法。只可能是因对人的效力作出的民与商的一般与特别之分，而现代商法已不属于这些类型。但依史尚宽先生对民法与其特别法的解释，似乎又不尽其然。史尚宽先生言：“普通法与特别法之区别，有三种之意义。第一以法律适用之地域为标准者，第二以法律适用之人为标准者，第三以法律规定之事项为标准者。依第三种之区别，则关于一般事项之法律，为普通法。关于特别事项之法律，为特别法。即民法为普通法，而商法为特别法……民法绝对的为普通法，一名为普通私法。普通法与特别法区别之实用，则在于特别法关于其所定之事项，先于普通法而适用也。”（史尚宽著：《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史先生又言：“其实民法与民事特别法间，并无固定的界限，互相影。不过民法特别法之流动性，较大而已。民法特别法有特别规定时，应先适用特别法，无规定之时，补充的适用民法。”（同①，第56页。）由上可知，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国家，只要商法在客观上还需遵循民法的基本原理，民与商的关系就是私法领域中的普通法与特别法关系，商法的区分，也还只停留在特殊法的层次上，而不是完全独立的。与刘凯湘教授的观点近似，徐学鹿教授在其《商法总论》中也将民与商的普通法与特别法关系归结为人为因素，认为“拿破仑对民法典的偏爱，不仅使商法典纳入民法的框架内，从此开始了商法作为民法特别法的先例，使商法典陷于简单商品生产完善法的理念泥淖。”（徐学鹿主编：《商法总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笔者认为，我们似乎应当更多地注意到民、商法原理之间客观上的联系，毕竟法律体系有其自身的客观性，而不仅是人的主观意志能完全决定的。

徐学鹿教授在分析商法的演进时提到：“英美法系相对于大陆法系被称为海洋法系。开放的海洋与商法有不解之缘，封闭的大陆与民法息息相关。因此，大陆法系又被称为民法法系，海洋法系理当称为商法法系。……商法法系是以商法为立国之本。”（徐学鹿主编：《商法总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大陆法系固然可以称为“民法法系”，因“民法”一词为大陆法系特有的术语，但将英美法系称为商法法系，似有不妥之处。据台湾学者张国键言：“英美法律，原别树一帜，并无所谓商法法典，其商事法，概以习惯法及判例法为其渊源。先就英国而论，……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因商业上之需要，始有商事单行法之制定。”（张国键著：《商事法论》，三民书局，民国八十四年八月修订再版，第15页。）可见，英美法系的特点并不在于商法，而是以其非成文性、法官造法等与大陆法系相比照、对立。商法也并非发端于英国，而是中世纪的意大利，因此英美法系不能冠之以商法法系的称谓。

言及此，有必要讨论一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商法”这一概念上不同理解。专事商法研究的人言必称《美国统一商法典》，并将其视为现代商法的典范。对此，史际春教授指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英美法上的Business Law不是商法，《美国统一商法典》话语下的商法与我们在大陆法系框架下探讨的商法大相径庭。“事实表明，概念如不统一，各说各话，就难以开展讨论，或者说讨论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史际春、陈岳琴：《论商法》，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就《统一商法典》而言，冯大同教授也说：“作为一部英美法系的商法典，统一商法典实际上包括许多被大陆法系认为所谓民法范畴的法律规则。”江平教授也认为：“统一商法典规定的是以买卖为中心的商业规范，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商法典的概念是截然不同的。”（以上两位学者观点参见郭锋：《商法演进及其在中国的命运》，载中国民商法律网）史际春教授更进一步指出，Business Law是由于文明和法的变迁，商法以外的各种法的“商化”，因商法的内部缺陷和外部压力而促成的一种新的法理念和法学科（史际春、陈岳琴：《论商法》，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注意到两大法系在商法这一概念上的语境差别固然极为重要，但我们对商法的研究不能因此而仅局限在大陆法系的单一语境中。民商的分立与合一固然是大陆法系所特有的现象，但在我们讨论商法的发展趋势时，由于两大法系在商法领域的互渗-美国以成文法形式订立《统一商法典》本身就可以视为受到成文法系影响的结果-美英法系的商法无法排除在我们的讨论视野之外，它也是现代商法发展趋势表现中的一部分。正如学者张国键所言：“一般所谓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合称为大陆法系，而英美法系，则与之对立，惟近代交通工具进步，国际往来频繁，空间距离，日益缩短，各种法律，多已趋向于统一，而尤以商事法为然，关于法系之观察，今则渐失其重要性矣。”（张国键著：《商事法论》，三民书局，民国八十四年八月修订再版，第15页。）

学界凡主张民商合一者，多引郑玉波《民法总则》一书中所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官方所列应当编订民商统一法典的理由（兹不赘述）（郑玉波著：《民法总则》，三民书局，中华民国八十四年第十版，第36-37页。），作为采民商合一制的有力论证。然就在郑书下文中紧接着又节录了日本学者田中耕太郎对此八点理由的八点反驳意见，同样具有相当的说服力。而大陆学者却较少对之进行介绍，主张民商分立的学者也几乎从未以此作为其论据（似乎此派学者对此传统民法著作研究较少？）。现择其中几条抄录于下：“……第四，关于立法之趋势，已如前述矣。惟如统一论者所援引之瑞士债务法，实非其成功事例，不若谓为失败之事例。且今立法事例之趋势，决非趋向统一也。第五，基于平等之理由，实止为表面之观察，如另订商法，决无害于法律上之平等。此项关系，只在适应商事之必要而为妥当之处置，并非与商人以特殊之地位。是故劳动法之制定，并不反乎平等者，正与斯者相同。第六，因民商两法难于区别之理由。此点当为划分主义之有力非难。然事物之界限不明，比比皆然，不得仅以此故而否认商法范围之存在，只有对此界限之确定努力为之耳。……第八，坚持商法为民法之特别法，若行分离，则适用困难。然既已为适应商事之需要，而制定为特别法矣，则其规定于同一法典与否毫无关系。今欲避免此项困难，压抑商事之需要，或强纳商事原理于民法之中，无论如何，均系实质上之不当。”（同②，第38-39页。）

此外，主张民商分立与合一的两派学者在各自的研究基础上“自说自话”，还表现为在一些概念和理论的判别上也大相径庭。首先，对“现代商法”的界定不一。史际春教授及其博士生认为现代商法的起点是商人法，也即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沿岸诸城市的习惯法（同②，第38-39页。）。或者说，近代商法也即现代商法。史教授定义的“现代”一词是西方文明史意义上的，因为西方自启蒙以后一直处于“现代”社会。台湾学者张国键也采此观点，在其专著《商事法论》中并未区分近、现代商法。而徐学鹿教授将商法划分为古代商法、中世纪商法、近代商法和现代商法，并认为《美国统一商法典》在世界上首先结束了近代商法的历史，是第一部现代商法典（徐学鹿主编：《商法总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其次，两派学者对世界范围内民、商法的发展趋势也各执一词，但似乎都没有足够的论据来说明。史际春教授认为：“瑞士、意大利、荷兰的民商合一实践，果断地告别了商法带来的种种人为的麻烦和困扰，使得民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更为便捷有效，无疑代表着私法暨”商事“法律调整的趋势和方向。”“大陆法系发达国家的学者和立法者正在设法走出历史的误区时，我们还疾呼制定商法典，即使不考虑中国是否真正需要制定这样的商法典，单从立法的趋势看它就是逆潮流而动的。”（史际春、姚海放：《再论商法》，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刘凯湘教授则认为：“二战以后，不少国家越来越加强了对商法典的修订，而并未找出理由改变民商分立之体例，民商分立的态势依然。……从国际经济趋同性、国际商事活动规则统一性、国际商事条约复杂性的发展趋势看，商法的独立及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更能与之相适应。”（参见刘凯湘：《论商法的性质、依据与特征》，载《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还有学者，引张国键言说明就发展趋势而言，当今世界民、商法日趋分立。就是“实行民商合一的，并非商法被民法吸收，而是民法被商法征服。”（任先行、周林彬著：《比较商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但张国键此言恰是说明在民商合一的趋势下商法的优势所在的。张原话为：“所以各国于民法法典以外，均不另订商法法典，在此情形之下，商事法自形式上观之，虽失其独立性，但在实质上，则仍有其优越性，可以说，民商合一的结果，并非商法被民法吸收，而是民法被商法征服。”（张国键著：《商事法论》，三民书局，民国八十四年八月修订再版，第27页。）也即民法商法化下的民商合一趋势。且不说当今世界商法发展趋势究竟如何，仅就上述观点来看，恐怕所谓“趋势”，也都是各学者主观上的判断而已，几近臆想。

综上所述种种论点，似乎没有哪种观点更具理论实力足以达到强势，不过在实践中，我国主流观点似乎更偏向于民商合一说，究其原因，恐怕有以下几个主要因素：

一是民法学工作者的话语权。我国商法学研究起步较晚，理论准备也相对薄弱，理论和实务界多是民法学者掌握着话语权，因此合一的观点更为普遍人所接受。二是路径依赖。我国自古以来重农抑商，近代历史上商法也不发达，南京国民政府即采民商合一制，后新中国成立仅制定《民法通则》，也没有订立专门的商法典。再加上我国早期法学研究多向台湾学习，因此对民商合一制有一定的路径依赖。三是缺乏相应的立法技术人员和商法专家。我国大多数研究私法的学者均为民法学者，即使有若干商法学者主张民商分立，也仅限于“喊口号”，并没有足够的理论和技术准备来制定一部商法典。

据笔者看来，上述争论观点并无对错之分，民商合一抑或是民商分立，其实仅在于立法技术上的差异，最终采何者要取决于政治精英的决策。正如达维德所言：“在法的问题上并无真理可言，每个国家依照各自的传统自定制度与规范是适当的。”（参见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第2页。转引自梁治平：《文明、法律与社会控制》，载梁治平选集：《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个文化的检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页。）其实立法体系本来就不同于法律体系，它更多地取决于立法者的主观意愿，学者间的争论更像是一种思维体操，而不是对真理问题的争辩。各学者所采的观点也因为其各自的知识结构、涉足领域和学术背景的不同而相异，甚至也折射出他们各自不同的利益取向。比如，刘凯湘教授原来从教于徐学鹿教授所在的北京商学院（现北京工商大学），又曾在芬兰讲授中国商法，难免在学术观点上靠近民商分立说。而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无论现今研究民法、商法或者经济法，多采民商合一说，盖因为人大一直以来就是我国的民法研究中心，佟柔等老一辈学者都曾在这里执教，郭锋、史际春老师原都是研究民法学出身。而在史际春老师的观点中更可以看出，其采民商合一说，最后仍将落脚点定在经济法的地位上，主张民商法与经济法各司其职，确立经济法应有的地位，恐怕也是为近年来商法与经济法学者争同一研究领域的问题寻一个解决之道。

四、私法的现代转换-一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思路

所谓“现代性”（modernity）是西方社会中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在西方文明史当中所使用的“现代”一词和中文语境有所区别。西方人将历史划分为古代（antiquity）、中世纪（middle ages）、和现代（modern ages）三个阶段，而不作“近代”与“现代”的区分。文艺复兴运动则被视为现代史的发端。“以一种长时段的眼光来看，文艺复兴以降直至今天，西方社会的精神特质在根本上并无多大变化，文艺复兴所发明的人文主义精神一直延续迄今，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整个西方的现代都是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朱晓？矗骸断执？穹ǹ蒲У睦？菲鹪？以人文主义法学为中心》，载中国私法网。com.）因此，现代主要并非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种精神状态和生活样式。现代的精神特质就是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这在现代西方社会成为一种泛社会现象，法律思想也不能例外。

早期罗马法中即含有高度形式化和理性化的特征，因而使之“有转变的可能性，对罗马法的承受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德］马克斯？韦伯著，张乃根译：《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275页。）”。随着传统法律形式的解体，罗马法复兴运动使罗马法成为解放了的市民社会的法律（葛洪义：《法律与理性-法的现代性问题解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02页。）。大陆法系的民法典便是国家主义与理性主义结合的产物，理性意识造就了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

不过这种至今仍为我们所称道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较为缺乏的西方法治传统和理性精神随着现代西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显露出了它的弊端。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中详细描述了这种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称“它不仅是自十八世纪已经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的危机，或自十六世纪发展起来的世俗主义的危机，而且也是自十一世纪后期一直存在至今的整个法律传统的危机。”（［美］哈罗德？J？伯尔曼，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了这一危机，譬如昂格尔在其著作中指出现代性面临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其内在矛盾的体现，法律秩序、法治是现代性的观念反映，是现代社会内在矛盾的体现，而这个矛盾是传统政治哲学和经典社会理论无法克服的。

于是出现了有别于现代主义的另一种思潮-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思潮乃是西方知识界在后工业社会下的思想状态；而后现代法律理论的出现，则暴露了西方法律理论的诸多内在矛盾（同③，第388页。）。

关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精神理念的转变，韦恩？莫里森认为：“现代-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历史时期-部分地建立在一种信念之上，即人类有可能获得有关社会现实的完全自觉。人类将分析世界，获得可靠的知识，运用这些知识建立正义的社会。在后现代，人们清醒过来：这样一种信念从根本上讲是有缺陷的。我们获得的知识越多，就越难以叙述一种主导叙事，展示一种具有合理连贯性的有关社会现实和核心制度的画面。要叙述社会现实的真相是成问题的一件事情。我们把这说成是后现代问题。（［英］韦恩？莫里森，李桂林、李清伟、侯健、郑云瑞译：《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法律思想上的所谓“后现代性”，是指学者以现代之后的姿态来反思现代法律制度。通过批判和解构，后现代使现代社会精心构筑的理性秩序开始瓦解，暴露出它的虚伪和残缺。

从词源学角度来说，“后现代”（postmodern）意味着“现代”（modern）之后。与现代一词的定义一样，后现代的划分也是偏重于实质意义上的，而非主要从时间概念上来界分。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具有共时性，利奥塔认为后现代毫无疑问是现代的一部分，因为从思想演进的进程来看，“‘现代’ 是对‘古典’的挑战，现代思想是对传统信仰的批判，‘现代性无论在何时出现，总是伴随着信仰的破灭’。这种挑战和批判使现代性不断超越自身，不断地以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其中包括‘后现代性’。”（姚大志著：《现代之后-二十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因此，后现代对现代的解构、穿透和颠覆，也是一种现代性格的延续。两者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旨趣”不同，现代主义试图找到统一性、秩序、一致性、客观真理、意义和永恒性，后现代主义则期望发现多样性、无序、非一致性、不完满性、多元论和变化。所以，它们属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对抗。（葛洪义著：《法律与理性-法的现代性问题解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0页。）

以现代及后现代的观点审视发展至今的私法以及私法的发展，对于我们探讨上文所述的问题无疑有重要的启发。可以看到，法律在传统的框架结构下发展至今出现了伯尔曼所说的危机，表现出后现代的征兆。法律变得更加零碎、主观，更加接近权术和远离道德，更多关心直接后果而更少关心一致性和连续性；其次，对法律形式主义的反叛导致了对法律的蔑视和玩世不恭的态度：“社会正义”和“实质合理”已经逐渐等同实用主义；而从前受到冷落的非西方文明和非西方哲学也开始向西方各国的法律制度、价值和理念施加压力……（参见［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8页。）在私法领域，传统法律结构划分界限的模糊是这种后现代征兆一种具体体现：公私法之间的界限、民与商的界限、物权与债权的界限、甚至两大法系之间的界限，都变得不那么明晰了。在原来的划分标准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例外，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多元论、无序和不完满性开始显现，正如席沃尔曼所言，“后现代主义终结了现代主义的霸权”。大陆法系学院派风格的成文法典作为理性主义的作品开始表现出它的不足，为了能跟上时代它不断地进行修订，并且在实践中向英美法的判例方式靠近，显然，英美法系的法律设计架构相形之下更接近于后现代的思维。

然而以上并不能说明理性主义的传统需要被废弃，历史经验证明，事物的变化并非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往往是采取了中庸的路线。界限的模糊并不等于界限的取消，例如就公、私法之间的界限而言，正如昂格尔所说：“合作主义……破坏了公法与私法的传统区别，但它并没有必然地破坏更为广泛的一种区别，即国家法与内部的、由私人确定的私人组织规则的区别。”（昂格尔著，吴玉章、周汉华译：《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页。）理性主义所确立的标准仍然有它存在的意义，这些标准仍然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一个平台。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理性主义传统的国度里，确立理性主义标准显得犹为重要。

因此，在我们对私法进行现代或后现代转换的时候（通过上文的分析，后现代转换无疑也是延续了一种现代性格），看到理性固然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但“在达到目的的手段领域里，工具理性无疑具有无可置疑的有效性” （同②，第472页。）。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加具有包容性的理论模式，这种理论模式是理性与非理性兼容的，是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种思路。

回到私法二元制与一元制的问题上来。民与商的分立，像大部分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主要的原因是由历史造成的。梅迪库斯指出：“众所周知，学说汇纂的立法体系难以容纳民法的特别领域。此外，在商法领域，对法律的统一要求最为强烈。因此，在制定民法典以前，就已经制定了统一的帝国法律……”（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因此今天，我们沿用分立模式，是对历史的继受；改采合一模式，是对历史的修正，都仅仅是立法技术上的差别，没有必然的谬误之分，政治精英的决策决定着最终的走向。

不过，我们仍要对私法进行有意识的现代转换，在某一种立法模式下，使其设计理念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社会。法律并不总是社会经济变化的结果，还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危机面前，法律的变化需要人们的积极推动和争取。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当口，这种态度更加难能可贵。因此，学者们今天对于私法立法模式的探讨并非无意的纠缠，乃是对法律转换的一种推动和促进。剧本并未写好，要在我们的旅途中创作、再创作。